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
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
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
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
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
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人物，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
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
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
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任何一个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她不舍得跟自己的病老公过不去，灭个把李迪却是不在话下。李迪虽然是冤枉，但也算为君分忧的说。）
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还少了吗？
副宰相王曾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
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六、太后治国
（刘娥成为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
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乾兴元年（公元1022）二月甲寅，五十四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十一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
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
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书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书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
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得唾沫横飞、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
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夷简的正确主张，将“天书”做为随葬品一起埋入永定陵，总算终结了虚耗大宋国力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了政治与社会环境一个清静。
天圣元年开始，皇太后刘娥成了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如此，刘娥也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宋王朝又是士大夫为尊的大环境，因此她需要大力抬高母家的地位。
刘娥首先一而再地为自己的祖宗追加封赠——加到最后，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成了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成了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
饶是如此，她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右谏议大夫刘综攀亲戚，刘综硬邦邦地回答：“我家没人在宫里。”刘娥只得罢休。如今刘娥当了皇太后，想要为家族攀高的想法又再一次冒了出来。她派人将满朝刘姓官员的家世都逐一调查，最后发现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家的族谱不但齐全而且家世显赫，整整十二代祖宗都是出仕为官的。刘娥立即召见刘烨，主动向他套关系，说：“咱们都姓刘，把你的家谱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跟你还是亲戚呢！”
刘烨是谁呀？他可是“宋朝的士大夫”，清高得很，根本没有和当朝太后拉关系的兴趣，连连摇头，不愿把家谱拿出来。谁知刘娥一心想攀亲，根本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下不来的，一个劲地凑上去问。刘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心急之下只得假装突发急病，当场晕倒，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被抬着逃出了宫，事后坚决要求出京当地方官，刘娥只得由他去，再不提认亲一事。
认亲不成，刘娥便专心栽培“哥哥”刘美的子侄亲友。
刘美本人早在真宗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已经去世了，真宗对他的死非常伤心，废朝三日，并追赠他为太尉、昭德军节度使，他早死的前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刘美的长子刘从德当时年仅十四岁，升为供备库副使，次子刘从广才刚出世也封了个内殿崇班。
真宗去世之后，刘娥待刘美的儿子女婿也如同待自己的亲生孩子，百般照顾。
刘美的女婿马季良，原本是个茶商，靠岳父的荫庇在真宗时入仕为官。这倒也罢了，偏偏刘娥敢想敢干，非要让他当史官。这可是个非才子不能入的地方，是一定要经过考试的。刘娥当然知道女婿的才学有几升，马季良才入考场，她就派内侍去赐食。太后有所赐，那是得要立即拜领开吃的，否则大不敬。几位考官没得办法，商量之下只好让马季良去大吃特吃，哥几个自认倒霉，分头帮这位考生答卷子。考官们答出来的卷子，水平哪有不高的道理！于是马季良才名远扬，不但进了史馆，还一直干到了龙图阁直学士。
刘从德则历任地方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刘娥很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比如他在卫州知州任上，有一个叫李熙辅的县吏很会拍他马屁，他便向朝廷推荐其“才”。刘娥立即将这员小吏提拨做了京官，还喜上眉梢地表扬刘从德：“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
偏偏刘从德福浅，正在前途似锦的时候，却在一次返京的路上病死了，才二十四岁。刘娥对“侄子”的死悲痛至极，干脆将刘从德生前的姻亲朋友门人以至奴仆数十人都一古脑儿地提拨做了官儿。员外郎戴融曾经是刘从德任卫州知州时的助手，马屁也拍得很叫响，这次就升任三司度支判官。
这一出“升官记”引得众人侧目，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偕同推直官段少连一起，纷纷上疏反对。刘娥正是悲伤头上，大怒之下将他们统统贬官。
当然，刘娥并不是靠这样的任性来治理国家的，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刘娥协助真宗理政多年，对朝臣结党吏治不靖深有感触，她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