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紧要之处以机械的强弩保护，以防制盗墓者，不少匠役，因为熟悉内情过多，而被活埋于陵寝之内。
这些传说可能永远无法证实。可是仅以现今的资料，参观者也可以凭他们所见，在历史上作一肯切的断定。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以大规模的人像代替数目众多的兵俑？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几丈高，有如今日犹俯视阿斯旺水坝（AswanDarm）的努比亚（Nubian）大神像？或者制造出来三头六臂，有如印度教的传统？实际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样制成，有如大流士之听政所（Darius’Hallof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凯旋门（ArchofConstantine）上个个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人像群。
如果观察者稍用想像力，即可以闭目看出在制造这些陶塑兵俑时，哲学家、艺术家、匠人曾与成批的占卜者以及数以百千计的军官在集思广益，摩肩抵掌的研磋情景。这地下人像的工程，自设计至施行不可能没有全面交换意见，然后在技术上不断协商所能侥幸而成。从这方面讲，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虽说我们不能崇信法家学说，认为个人必须受团体的强迫去为善去恶，但这一大群以窑火烤成的雕像群却证明了一个公众的目的，可由国家的意志创成。马基雅弗利所提倡的普遍的利己主义（universalegoism）不能因其为恶即否定它之存在。威利（详第二章）以“现实主义者”的名目概括所有的法家自有其深意。
可是观光者看到这大批窑火烤成的像群也可能发生怀疑：既有如此的聪明才智、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这些艺术与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续，可以用缺乏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需要教廷雇用，才能发展他的天才。鲁本斯（Rubens）靠替各国国王画画像而生活优裕。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而他自己的肖像尚且把他的上唇画如鹰嘴，而他的纪念馆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寝。然而这批无名艺术家的遭遇，到底不是全部不幸。他们的作品，并未全部丧于尘埃，约2200年之后，他们的杰作出土，也有人将之修刷整理，使之重见天日，表现一个历史上重要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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