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皇甫嵩、伏泉二部兵马入城。
待至城中，见得朱儁本人，伏泉和皇甫嵩望着这位浑身尽是血污的大汉右中郎将，皆是大惊，昔日以五千弱旅，逼降数万，因此封侯的朱公伟，此刻却是一点儿霸气都无。
而且伏泉想到朱儁麾下，已然和历史不同，相比较于皇甫嵩麾下良将不少，仅仅和伏泉一起率骑兵作战的鞠义、傅燮，就不是朱儁可比。
毕竟出身西北将门，叔父又是“凉州三明”之一的皇甫嵩，他有凉州诸将支持，而朱儁，麾下却是几乎没有什么后来知名的将领。伏泉就不由为他悲哀了，恐怕朱儁现在这副模样，除了轻敌大败以外，就是和他守城时，事事亲力亲为，没有太多得力助手有关吧，
终究原本朱儁信赖举荐，当做助手的孙坚，早就被伏泉拉了出来，并且已经身居高位，在车骑将军宋酆死前，被宋酆举荐担任长沙太守。黄巾之乱爆发后，被皇帝刘宏诏令带本郡兵马入京平乱，后被任命破贼将军，领长沙太守事，和伏泉一样，率本部兵马在雒阳周边支援。
如今伏泉带兵支援颍川，他却是带兵支援兖州，山东黄巾肆掠非常严重，贼帅卜已带人连番攻略郡县，为祸甚大。朝廷希望孙坚可以带兵缓解劣势，以待皇甫嵩、朱儁二人所率的剿灭黄巾蛾贼的汉军主力进攻。
三人都是旧识，相比较于皇甫嵩，伏泉认识朱儁的时间更长，一番客套，众人便至长社县署，酒肉饱食。
虽说是酒宴，不过就是简单的肉食和薄酒而已，没有营妓作陪，毕竟现在战事未休，形势也并未好转。当然，不只是他们主将，三人更是严令兵卒寻欢作乐，违令者皆斩，酒食管饱，但其他乐舞之事全部禁止，甚至连赌博之事都不允许，因为那样可能会让兵卒放松心情，但也可能会让兵卒互相之间怨恨，导致营地大乱。
无乐舞作陪，三人吃饭自然很快，酒宴结束，便进入正题，开始讨论当前最重要两件事。第一是长社之围已解，众人商讨下一步如何进军的对策；第二却是讨论皇甫嵩和伏泉这一战所俘获的数千降卒和部分妇孺的处置问题。
波才带兵撤退，走得慌乱，有部分妇孺因为自己丈夫兄弟儿子没有逃回，所以并未跟上波才的大部队，反而在长社城外的偏僻之处坐等亲人。不过，她们最终也并未等来亲人，反而被汉军的斥候发现，并且查出他们的蛾贼亲眷，将其俘虏。
“贼众虽降，然皆顽暴之徒，依吾之见，无论男女，当尽杀之，以安天下！公伟、流川，汝二人以为如何？”皇甫嵩这话看似是问询二人，可他的眼神却是仅仅注视伏泉而已，想来也是，朱儁和他关系不浅，甚至其人为右中郎将，也都是皇甫嵩举荐的，自然不会去反驳他的意思，因此，皇甫嵩真正问询的只是伏泉而已。
毕竟，虽然伏泉对外有着“戾龙”之称，屠杀胡俘胡民毫不手软，可是对于汉民叛乱，伏泉可是很少干这事，自然皇甫嵩要问询伏泉意思。
果然，和皇甫嵩想的一样，伏泉对于他要屠俘一事严词拒绝，并且反问道：“其众本为汉民，其可轻屠？”
“妖贼作乱天下，留之为祸，不屠则祸乱难息。”
这是皇甫嵩给伏泉的必须屠杀的理由，伏泉想用百姓有地有粮，日子过得下去，自然不会反去反驳，但是最终未能说出口。至于原因，也很简单，这些原本就是普通百姓的黄巾蛾贼，为什么会没有土地和粮食，真正的原因不就是他们这些世族豪强占了大多数土地资源吗？
伏泉若说出这话，不就是给皇甫嵩找理由反驳吗？毕竟，说来说去，就是琅琊伏氏这个名声颇大的儒学巨族，本质上就是世族豪强的顶尖层，如果伏泉说在颍川给那些无地的从贼百姓以土地，无异于自己打自己脸，而且就算是皇甫嵩不反对，可是颍川那些四处避难的世族豪强会答应吗？恐怕，此刻那些侥幸没有被黄巾蛾贼灭族的地方世族豪强，现在眼睛都已经盯上了此番黄巾大乱后，地方上那些没了主人的土地了，就等朝廷平乱后，将那些土地收归自己家族名下了。
最终，伏泉只是回了一句在皇甫嵩听来，最为可笑的“杀俘不降”来回应，然后以大军此番大战，兵卒所剩不多，而且援军又未至，希望皇甫嵩将这些降卒，以精锐汉军为骨干，编练一军，作为大军之后作战的炮灰为用，至于妇孺，则被伏泉建议皇甫嵩待平乱结束，以罪人身份，全部送入塞北屯田。
“屯田？”皇甫嵩诧异道，他可没想到伏泉的思维这么活跃，竟然直接想到屯田，虽然他贵为塞北长史，可是自己都没有写想过去屯田
当然，之后伏泉又问询皇甫嵩，此战之后，若那些为汉军作战的黄巾蛾贼，尚有存活者，
时间不够，先发了，待会替换。
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主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遗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硃俊讨颍川黄巾。主
中常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欲登永安候台，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及封谞、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赵忠、夏恽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第五百二十九章 颍川党人聚集地
和皇甫嵩、朱儁商量完贼寇俘虏的处置事情后，伏泉便带人出了官舍，准备拜访长社士族。
毕竟此生第一次来颍川，而颍川又是和自己老家徐州一样，在汉末三国出了名的是人才集中地。虽然自己这外戚身份可能不受那些颍川政治士族的待见，可是说到底自己也是出身大儒世家，汉朝的两千户阳都侯，就算他们不待见自己，不欲见自己，也得看自己背后的家族和政治背景的面子上，和自己一叙。
想到颍川郡在后汉以来崛起，可谓是备产精英人才，许多名士、或书法、或谋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颍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访这些精英。
至于颍川郡能突然如此厉害的原因，在伏泉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人才库，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后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再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后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便是颍川郡。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后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后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起义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后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内朝和外朝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簸公卿，裁量执政”，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铲阉宦，清君侧。
不过，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掌握朝堂话语的他们，被皇权之下的军队所打压，历经无数次的打压，所以严格的政治形势，才会让他们更加急迫联姻，来保证自己的朝堂势力的壮大，从而更加加剧了颍川士人之间的结党和某种程度的超然和排外。
其六，便是自后汉以来，地方权力在世族豪强的影响下，不断失衡的缘故。而中央士人结为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断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导致地方名士大族因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过垄断州牧郡守僚佐之职，操控地方政治。
这一方面更加促进颍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结党，也让汉朝中央对颍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颍川独有，此刻整个大汉，也全部都是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专权后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颖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颖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而相对于汝南郡，颍川郡在党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