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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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东汉末年- 第2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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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明了分封制,以封地代替俸禄,作为功臣和官员的酬赏。

    而对应这种国情,我们的老祖宗便创造性地发明了井田制这种综合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道德的制度。井田制将一块儿土地分为九块儿,中间的一块儿作为公田,四周的九块儿田地则是私田,大家先将公田里的活计干完了才能去种私田。而公田中的出产,则作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进入了受到分封之人诸如卿、士大夫的手中。

    而这些受到分封的卿与士大夫,则会拿着这些粮食和财物组建政府、招募士兵,既可响应上级乃至中央的号召,共同出兵,又能用来震慑老百姓,稳定地方。就这样,井田制便在当初的生产力条件下生存发展下来,而且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先进的政策。

    后来,各国相继出现了相对统一的度量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也逐渐崩坏,公田被抛荒,而私田的面积却逐渐增大。此时,俸禄制度出现的条件便逐渐成熟了。因为俸禄在本质上便是政府对受雇佣官员的报酬,俸禄制度则是中央政府与官员之间的雇佣合同制度。既然是雇佣合同,自然需要有明确的报酬,而度量衡的出现,正解决了报酬不好衡量的弊端,同时也解决了地方政府收取赋税的问题。

    因此到了汉朝,官员的品秩都是以“石”来衡量,这个“石”便是计量官员俸禄的单位。从二百石到三百石,再到六百石,二千石,层层级级,说的既是俸禄,也是官员的品级。

    而自从有了统一的度量衡,官员俸禄的计量便简单了许多,从此以后,官员的俸禄再不是井田制的那一套,而是每一个官员的俸禄都是朝廷定下来,由朝廷提供的,至少名义上是如此的。

    所谓吃谁的饭就要给谁卖命,这个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过这俸禄制度,朝廷便至少是在名义上抓住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的钱袋子。那么实行了与郡县制相对应的俸禄制度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影响力较之与井田制相适应的封邦建国制度时自然要大大加强了。

    可是在汉朝,还有一个弊端依旧没有被完全摒除,那便是官员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任官。说明白一点儿,就是官员可以在自己的故乡任官。为什么说这是弊端?因为本乡任官极易形成地方上的一霸,换成此时的社会状况,便是形成掌控一地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豪族畜养部曲,这在此时是合理合法的)的豪门大族。

 第二百九十五章 中央与地方

    关于本乡任官的弊端,郭斌就是一个最近在眼前的例子。(全本小说网,https://。)

    郭斌出身便是在阳翟县,伏龙山庄崛起虽速,可是其在阳翟县,乃至颍川郡中的巨大影响力却是毫无疑问的。自起家之初,郭斌便没有吃独食的心思,而是尽力联络乡里豪门。努力使自己尽快融入阳翟县的上流社会,成为可以影响阳翟县中各家豪门的重要力量。

    后来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却是将阳翟县中各豪族正式绑上伏龙山庄马车的重要举措。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天下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能够主导重修南宫的大型建筑集团,又岂是浪得虚名的?

    随着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越来越多由阳翟县各大豪族联合,共同创立的公司纷纷涌现,无论是阳翟服饰还是阳翟文具,都将整个阳翟县的各大豪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郭斌就任阳翟县令,则更是明确了其在整个阳翟县的领导地位。

    后来,在长社之战结束后,为了安顿好被俘的二十万黄巾军俘虏,郭斌通过荀彧联络颍川郡中各大豪族,集合起整个颍川豪族的力量,这二十万黄巾俘虏往塞外迁徙的工作方算得是圆满完成。

    这联络颍川豪族的重任,自不是荀彧凭着空口白话地向各大豪族许诺而实现的,这其中虽也有颍川荀家的面子在里面,可最根本的还是郭斌善财童子的名声和从不亏本的事迹。当然,郭斌将醉仙楼开往全国,并每当开到一地便要联合当地豪族共同出资入股的经营传统,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涉及到额度如此巨大的投资,各大豪族自然是权衡利弊,瞧准了方出手的。

    郭斌则依靠着塞外三城的巨大成功,依靠着源源不断流向颍川郡的巨额资金,证明了颍川豪族的眼光是正确的。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颍川郡中豪族对郭斌的信任,使得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郭斌周围。

    黄巾之乱后,天子将郭斌任命为颍川郡守,固然有着酬赏功臣的意思在里面,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和长远布局,更重要的还是看在郭斌的忠心和他在颍川郡的影响力上。若是由郭斌担任颍川郡守,便可迅速整合颍川全郡的力量,绥靖地方,支持中央。要说汉朝还残留着许多封邦建国时期的残余传统,这掌控地方的手段,也可极好地表现出来。

    汉朝行的虽确是自秦始皇时候便已经确立的郡县制,在西汉初年也曾有过郡县制与分封制的讨论,甚至在汉景帝时还曾引发了震动天下的七国之乱,可郡县制还是凭借其毫无疑问的先进性和对新时代的适应力,被安安稳稳地推行全国。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斗争,却是从来未曾停止过。

    在汉朝,较之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有独立的军事能力的封国来说,中央对于郡县的掌控能力无疑是极强的。刘邦初得天下时,以天下的土地酬赏功臣,这既是流行了近千年分封制度的传统,也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惯性。毕竟秦得天下不过十四年便已覆亡,对于功臣的酬赏,上位者所能想到的只有封邦建国,而天下豪雄所能认同的,也不过是封邦建国。当初项羽灭秦之后也是分封了诸侯,而他自己也不过是个西楚霸王罢了。可见,后人脑中先入为主并根深蒂固的皇帝制度,在此时的社会精英脑中并非唯一的选择,项羽还是只想着做个如周王一般天下的共主。

    刘邦通过酬赏功臣,激发天下英杰的积极性,为了他消灭项羽的事业出人出力,可当他将项羽干掉后,却重新面临着当初项羽灭秦后所面临的选择:到底是要郡县制,还是要封邦建国?

    得到秦朝图书籍册的刘邦自然晓得郡县制的好处,也晓得封邦建国的坏处,他自然也害怕他所策封的诸侯中再出一个当初“汉王”一样的人物篡夺天下,这可如何是好?但是,天下封邦建国的现实已经形成,各个封国虽确是受刘邦策封,却也保持着其政治独立性,并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若是要将这些封国同时取缔,势必要天下震动,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会瞬间崩塌。因此,刘邦所定下的计策是徐徐图之,并在战胜项羽后,将天下最强的诸侯“齐王”韩信的军队夺了过来。至于韩信当初如何获得齐王的爵位,也有一番明争暗斗,历史上自有记载,此处便不赘述了。

    就这样,刘邦在逐渐削弱乃至取缔异姓王的同时,大肆分封同姓亲信为王,用以牵制异姓王,直到最后喊出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口号。那么,熟知封邦建国制度弊端的刘邦,为什么又要大肆分封同姓王呢?这还是要从当时天下的形式来看的。

    此时的天下形势,楚汉之争结束不久,被削去封国后的各个诸侯王的原部属散布各地,而地方政府初立,郡县制度又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权力,因此天下尚不稳定。若是单单取缔了异姓王,那么原来各诸侯国的部属何去何从?这些人多是战国时期六国的贵族,识文断字,通晓天下大势,是难得的社会精英,刘邦夺去天下靠的也是他们的力量。异姓王被取缔后,若是任由这些需要政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流落社会,无疑会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更是面临北方骑马民族巨大压力的新兴西汉王朝的人才浪费。因此,建立封国以绥靖地方,并招揽四方英才为朝廷所用,便成了刘邦最好的选择。

    在刘邦看来,这些同姓王除了自己的兄弟,就是自己的儿子、侄子,大家都是一家人。况且这些同姓王赴国的时候,大多年纪幼小,其国中的主要官员又是中央任命的,因此在短期内是不用担心地方叛乱的。

    但是,这种封国的形式,却着实有着制度上的优势。这样将同姓子弟分封各处后,他们就有独立的军事权力,可以在封国内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一旦中央有事,这些被分封到各处的诸侯王便可起兵勤王。这种助力,在时时刻刻处于匈奴巨大军事压力下,并感受过白登之围困厄的刘邦看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保障。

    同时,这何尝不是刘邦为天下刘氏留下来的一个退伸步?

    白登之围,身为天子的刘邦都差点儿战死,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何等惊世骇俗的事情?因此,感受过这种一生事业都差点儿要崩盘的痛苦的刘邦,便不得不考虑一旦长安城被攻破,刘氏一族怎么办?

    将这些刘氏子弟都放在京师养着,若是在和平年月,这没有什么。可长安城都处于匈奴人铁蹄的威胁之下,中央政府都要朝不保夕了,一旦匈奴的冒顿单于率军攻陷长安,那宗室岂不是给一勺烩了?而若是将这些刘氏子弟分封出去,他们便可及时派兵进京勤王,即便是最坏的局面,长安城破,天子被杀,那从各地的刘氏子弟中推举一位天子重新领导天下,也不是不可以嘛!长城这个人造的天险,使得北方骑马民族很难长期霸占中原,到时候坐江山的还是姓刘,也还是他刘邦的后代。

    说到这里,有人便会说了,刘邦若真是这么英明神武,目光如炬,战略布置如此精密,难道他就想不到即使是分封同姓诸侯王,也有国家 分裂的危险吗?在分析人行为和意图的时候,郭斌从来都是习惯于将人高看一眼,刘邦这种一代豪雄,若说他看不透这个问题,郭斌也是不相信的。

    无论是不是同姓,一旦时间久了,情分也就逐渐弱了。当年的周王室,所分封的又何尝不是亲信之人?可是政治形势从来都是不断变化的,也从来没有万世不朽,措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古代,想要维持国家稳定,靠的绝不仅仅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更是天子平衡各方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一项制度,能够管上十年的用,便算是好制度,一旦不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了,天子可以更改嘛!若是身为大宗的天子,连改革旧制的勇气和决心都没有,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刘氏的江山,需要的是能掌控万民,强有力的天子,而不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夫人之手的蠢材。

    到了那个时候,若真是有诸侯王起兵作反,并且竟利用相对天子来说极少的资源获得了胜利,那刘邦只有高兴的,说明他的后代出了能人了,天下还是姓刘,皇帝还是姓刘,还是他刘老三的后代嘛!

    每每想到此处,郭斌也总是不无恶意地揣测,这是否也是刘邦特意给后人出的一道题呢?

    在汉初,天子并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一旦天子胡作非为,宗室中便自然可以推举出新的天子来。因为各地的诸侯王都是宗室,是一家人,而且他们都有实力,若要换个天子,只要有太后或族中长辈主持,各地诸侯一响应,便可成为现实。而这也不过是老刘家的家事,不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动乱,在天子眼中,只要不是老刘家的江山被覆灭,那么老百姓的伤亡和损失如何能被看在眼中?这就给在位的天子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非得做出点儿样子来,为宗室,为天下人所认同了,自己的皇位才能愈发稳固。

    在汉武帝之前的皇帝,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汉景帝,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而汉武帝更是凭借着历代天子努力积累下来的家底,打败了匈奴人,成就了远超乃父的功绩。固然有人说他穷兵黩武,可正是这种穷兵黩武使得汉朝人有了面对骑马民族的勇气,使得汉民族在面对塞外骑马民族的时候,心理上有了优越感。从此以后,人们知道骑马民族并非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将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远遁千里。

    当再次面对骑马民族入侵的时候,摆在汉人面前的,再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击退的问题。而这,就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心的来源,也是在面对异族入侵时,所以能百折不挠,存续至今的原因所在。

    支撑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断绝、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的,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更是中原民族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这一次次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胜利,给予这个民族战胜困难的莫大信心,正是坚信自己可以胜利,一次次的失败才被人认为仅仅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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