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 第273部分

　　　　而政治制度改革中，所要面对的反抗力量则是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体现在外，普通人能看得见的大约便是反腐倡廉的问题，而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倒关系不大。不过，政治改革的风险之大，丝毫不下于军事改革，因为要改革的是朝廷中的政治制度，其所要触及的是既得利益的高官显宦与各级官员的利益，而若是想要施行政策，当政者却还要用这些人，又要利用、又要打击，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复杂起来。

　　　　例如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不就是汉景帝想要削弱藩王的实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引起的吗？说到底，不过是想要将当初汉高祖刘邦定下的郡国并行制废去，而一律改为郡县制嘛，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

　　　　在王安石变法中，主要有三大块，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

　　　　王安石目光如炬，所改革各项也可谓是切中时弊，然而正是因为这几项改革力度太大，所牵扯的面太广，各种矛盾骤然爆发出来，才给改革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其改革失败也就不难推测了。

　　　　其实，就按照王安石改革的办法，三年之内能将一项法案推广施行得彻底了，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是这么多政策在几年之内便全部推出，又哪里有时间好好深耕某一项？这就是典型的管杀不管埋嘛！

　　　　改革固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政局稳定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两千年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失败，极大的原因便是执政党地位不稳导致政局混乱，其结局是苏联解体随即东欧剧变。

　　　　就以郭斌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身处乱世，郭斌手握重兵，反而可以杀伐果断，能够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颍川郡中的政局稳定。而且郭斌也从未说过所谓改革的提法，他所有的新制度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提出来的，也都是为了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

　　　　以粮食入股的方式组建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是为了解决阳翟县粮食短缺的问题；实行新的户籍制度，是顺势而为，解决了当初三万多流民的管理问题；在阳翟县学中推行新式教育，以伏龙山庄学堂中毕业的学子作为教员，是为了提高阳翟县中居民的识字率，是为了文化传播；在塞外三城乃至颍川郡中推行抵用券，表面上看是为了方便结算，降低交易成本，往大了看则是为了使塞外鲜卑人形成对中原经济的依赖，从而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可以说，郭斌通过一个个“新点子”，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新问题，最终却捎带手地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是极聪明又省力的做法，既解决了问题，又夹带了“私货”，可谓一举两得，很是符合郭斌一贯的行事风格。

　　　　要说他所以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却也是借鉴了后世改　革　开　放的做法。那位伟大的总设计师说，我们的改　革　开　放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谓是极其精当的比喻了。因为河中不知深浅，摸着石头便需要用手一点一点去试探，而当石头摸准了，再迈开步子走路便极稳当。

　　　　改革中是允许犯错误的，因为既然是试探，便总要有摸不准的时候嘛，只要摸准了石头，后面的步子能够迈得稳健，便算是成功的改革。人力总是有时而穷，一个人的见识总是不可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因此想要大笔一挥创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其设计的制度也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我们后世的改　革　开　放之中，领导人从来都是指明方向，然后让下面的人去尝试，去自己探索，成功的就形成制度，失败的就立即取缔，整个社会十几亿人口一起伸出双手探索改革的道路，一起为了改　革　开　放出主意，找路子，焉有不成之理？因此，可以说后世的改　革　开　放在伟大设计师的掌握下实施，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这种遵循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改革之路，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伟人就曾这样评价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变法，说他“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可知，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其所能掌控的政治资源也是有限的，故规则的确立，若是由一个见识超卓的伟大人物来事无巨细地包打天下，终于会脱离现实。

　　　　如今，有了许县陈氏的支持，颍川郡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基本走上正轨，剩下的，便是思想的统一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了。

　　　　庄园经济的模式，使得地方豪族能够在庄园之中自成一体，许多规模庞大的庄园，除了盐、铁这样朝廷管理极其严格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外，关起门来甚至可以自给自足。而这种庄园经济的模式，正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庄园可以在黄巾之乱中有自保之力，能够长期抵抗盗匪、乱军骚扰的根本原因。

　　　　庄园中为了维持秩序、抵抗外来入侵，大多有数量不等、装备不一、训练程度参差有别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被称为部曲。在黄巾之乱初起时，朝廷明发诏书解除党锢之禁后，鼓励天下豪族地主征募部曲，协助官军剿灭黄巾乱军，所用的除了临时征召的民军，就是这些部曲了。

　　　　郭斌深知，在如今庄园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作为在一地有一定实力的豪门大族，势必要维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这既是为了抵御随时可能出现的黄巾余孽，也是维持庄园内安定秩序的保证。

　　　　就这个问题，郭斌曾与戏志才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如今的戏志才较之刚刚追随郭斌时也获得了极迅速的成长，非但在处理地方庶政时愈加得心应手，处理问题时所站的高度也获得了极大提升。

　　　　看来无论是在历史上多么出名的谋臣，想要避免眼高手低的毛病，都要经过实际的锤炼。想要真正发挥其全部能力，便需要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磨砺锻炼，非但戏志才，荀彧、徐庶都是如此，郭嘉表现则最为明显。便是关羽，如今也褪去了大部分的江湖气，在政治上越发成熟，在军事指挥能力上也有质的提升。因此，如今郭斌麾下的诸多武将之中，除了赵云之外，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就只有关羽一人了。至于张飞，于武学上成就虽高，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是兴趣缺缺。

　　　　对于各族部曲的问题，戏志才对郭斌道：“如今黄巾虽平，然战乱未消，各地盗贼蜂起，为祸地方。阳翟、长社附近因有我大军坐镇，自没有敢于前来立足之人，可其他地方却总是有黄巾余孽流窜作恶。故此，目前情况下，绥靖地方实为至关重要之事。”

　　　　郭斌道：“志才所言甚是，不过各庄园蓄养家丁部曲，违抗朝廷法度，却终是一大腹心之患，日后天下安靖，怕又会成为祸乱天下的一颗毒瘤啊！”

　　　　戏志才点头赞同道：“主公所虑，正是忠心中所想。只是若要使得各地豪族解散部曲，非得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方可。”

　　　　郭斌喜道：“哦？却是哪两个方面？”

　　　　戏志才道：“外则剿灭黄巾余孽，使颍川境内再没有盗匪为乱；内则发展经济，彻底破除如今各处以庄园为基本之经济形制。”

　　　　郭斌听了，心中暗赞：“好一个戏志才，不愧是历史上曹操看重的智谋之士，看问题果然是高屋建瓴。”仔细分析一下戏志才这两个方针，第一个是要剿灭流窜在颍川各地的黄巾余孽，使得地方没有山贼盗匪为祸，那么各地庄园便没有了非聚集起庞大部曲武装的理由，虽不可能完全消除部曲的存在，却可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第二个，要彻底破除以庄园为主体的经济形式，才是真正从根子上杜绝地方武装存在的根本手段。

　　　　“想要破除庄园经济，难度不小，志才可有什么好办法？”郭斌问道。

　　　　戏志才看了看郭斌，一笑道：“主公明知故问，你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

　　　　郭斌老脸微红，与戏志才对视一眼，朗声大笑。

　第三百七十章　汉朝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戏志才所谓郭斌“一直在做”的事，却也没有瞒着谁的必要，盖因这也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全本小说网https：//。

　　　　庄园之中存在部曲武装，其根本原因在于如今遍布天下的以庄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可以说庄园经济与大汉朝廷天生便有矛盾，而其根本矛盾，在于隐匿人口能否转化为编户齐民的问题。所谓的编户齐民亦即朝廷施行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户籍制度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制度。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项控制人口流动的行政管理制度，更是赋税制度，是地方乃至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所谓的编户齐民，从字面意义上讲，是将老百姓编入户籍册，成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的平民，此处所谓的“齐”，亦即平等之意。而老百姓在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亦即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兵役的责任。

　　　　所谓赋税，分为赋和税两部分：赋，即人头税，分为算赋与口赋两种，所谓算赋是成年人的人头税，凡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用作购置车马兵器，是汉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之一；口赋是专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所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属于皇室收入。

　　　　无论是算赋还是口赋，其收缴银钱的数额都可能随着当时的实际情况产生变化，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因为军费不足，原本在汉文帝时改四十钱为一算，又恢复到了一百二十钱，“算”的高低，决定人民负担的轻重。汉朝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征算赋，令成年人交賨布　　一匹，板楯蛮地区除罗、朴等七姓外，每口每年纳賨钱四十。而口赋，在武帝时起征年龄则从七岁调整到了三岁，征收额度则提高到二十三钱。口赋额度的提升和年龄的下降，在民间则酿成生了孩子后立即杀掉的惨剧。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每口收賨布二丈。算赋的收取，在每年八月进行，即所谓的“八月算人”。

　　　　具体到算赋征收的名义，因为这在名义上是用来购置车马兵器的，故大致可将这种人头税看成在朝廷管辖范围内生活所要缴纳的保　护　费吧？

　　　　而所谓赋税中的“税”，是秦汉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产品税，亦称田税。在战国时候，税率一般为亩产的十分之一，故称为“什一之税”。然而，因为此时战乱频仍，各国所收取的田租便往往超过这个税率。秦统一六国后，田税的税率未见记载，但根据推测，大约是颇高的。

　　　　汉高祖时行轻徭薄赋政策﹐田租什五而税一﹐实行未久﹐又有增加。所谓什五而税一，亦即取每亩所产粮食的十五分之一，作为田税。到惠帝即位遂正式规定田税为三十税一，这一税率终西汉之世都没有改变。到了东汉光武帝初年，由于战乱未平，军费浩大，国家财用不足，田租一度复增为什一。建武六年，才改为亩税四升。

　　　　从赋税出现的时间也可看出，相对统一的新式度量衡的出现，非但改变了官员俸禄的给付制度，将井田制彻底摧毁，更改变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方式，大大改变了天下间普罗百姓的政治、经济生活。

　　　　所谓徭役，指的是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是国家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按照规定，农民每年要在本郡服一个月的劳役，服役之人被称为更卒，从事修路造桥﹑转输漕谷等工作。因为是轮番服役，故称“更”。有不愿或不能亲身服役者﹐可出钱三百交官府雇人代替，是谓“过更”，即把更卒之役过与他人；而所出之钱，即谓之更赋。

　　　　实际上，尤其在汉武帝以后，人们都不大肯亲践更卒之役，而多愿意出钱了事；而且有的地方官府不愿役人亲身践役而强令他出钱代役，于是这笔代役钱就逐渐转变成为类似人丁税的一种赋税了。因为地方工程数量总是有限的，大多用不了太多的人力，而将这种更赋制度合法化后，则又是地方上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西汉规定，一个男子在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之间，有服兵役的义务，每人两年，如果不愿亲自去，也可按每月出钱300雇人代替。一般农民无法承受，只得亲自服役。以后历朝历代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