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做塞王- 第49部分

　　　　朱楧按照朱元璋的样板建立了自己的官僚系统，首先是中央官僚体系，老朱那里有六部都察院，朱楧不能跟老朱取一样的名字，否则就是僭越。因此朱楧的六部改称六曹，都察院改称监察院，六曹的长官也不能叫尚书，而是叫判书。

　　　　六曹的副长官不能叫侍郎，改称参判；参判下面可以设若干参谋性质的官员，称为参议；六曹的下属单位称为局，局里的一把手不能叫郎中，当然也不会叫局长，而是叫正郎，副手称为佐郎。

　　　　监察院的一把手叫做都监察御史，其下属有副都监察御史若干名，再下面有巡检御史若干名。

　　　　另外，朱楧并不是老朱那样的劳模，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琐事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累了，他认为做好一个君王只要能掌握好钱粮兵马和用人权就好了，因此他很想设立明朝中后期内阁之类的机构帮他打理一些琐碎的事务。

　　　　但是，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曾经三令五申，谁要是干提议复设丞相，肯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虽然老朱仿照宋朝制度，设立了几个大学士，但这个时候的大学士只是秘书顾问之类的官职，级别只有五品，跟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差的远了。

　　　　在老朱还活着的岁月里，朱楧不想触这个霉头，内阁的事就先放放再说吧。

　　　　以上是文官系统，下面就是武将系统。朱楧还是捡现成的，仿照老朱的制度。老朱在中央设立的军事机构是五军都督府，朱楧不能这么叫，就改称为五将军府，分别由前、后、中、左、右将军府，每个将军府管理一定地域的士兵，朱楧现在正好有五个郡的地盘，一个将军府恰好管理一个郡的士兵。

　　　　也就是说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五个郡的士兵分别由前、后、中、左、右五个将军府管辖。

　　　　不过，和朱元璋的五军都督府一样，五将军府只有统兵之权，没有调兵之权，也就是说肃国的所有军户归他们管辖，平时的训练等事务由他们负责，但如果要打仗了，必须由朱楧下令，兵曹签发调令才行。

　　　　同样的，兵曹只有调兵之权，没有统兵之权，平时不管理军队，等到打仗时才奉朱楧的命令调兵。

　　　　这样一来，双方就可以互相牵制，最后将兵权集中在国王，也就是朱楧的手中。

　　　　朱楧还仿照明军后期的制度，将武将的官职分为常设官职和差遣官职两类。常设官职为武将的主要官职系统，武将的级别和工资都靠它来确定，从高到低依次为一品将军，二品将军佥事，三品卫所指挥使，四品指挥佥事，五品千户，六品百户，七品总旗。

　　　　差遣官职是临时性的职位，没有固定的品级，属于国王特派某位将领去办某事，办完之后就会上缴印信，职位也会随即撤销。

　　　　比如现在的瞿能就是以前将军衔充任敦煌总兵官，前将军是他的级别，工资待遇都是按照一品大员发放。敦煌总兵官是他负责镇守敦煌时的职务，以后工作调动之后要撤销。

　　　　瞿能此时只负责敦煌的军务，至于前将军府的军务，交由他人打理。

　　　　朱元璋以武力立国，所以立国之初，武将的地位要高于文臣，比如，朱元璋规定文臣最多只能封到伯爵，侯爵之上必须是武将——李善长在战争年代为朱元璋呕心沥血地筹集粮草，几乎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养活了庞大的军队，为朱元璋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封为第一公爵，属于特例，也仅此一例。

　　　　而开国文臣中封有爵位的只有刘伯温和汪广洋，并且都是伯爵，剩下的一百多名伯爵，二十多名侯爵，还有除了李善长以外的其余五个公爵全都是武将。

　　　　再比如，朱元璋规定文臣的最高级别尚书只是二品，而武将的最高级别左都督则是一品。至于太师、太傅之类的都是虚衔，不能说明问题。

　　　　朱楧此时才开始了他争霸天下的第一步，自然是崇武抑文，因此也模仿老朱的做法，将武将的最高级——五大将军府将军设为一品。而将文臣的最高级——六部判书和监察院都监察御史设为二品。

　　　　接下来就是地方政权体制了，朱楧现在的地盘也就五个郡，说白了他只管着五个知府，还不如内地的一个布政使管的知府多，因此朱楧将地方行政只划分为郡县两级。

　　　　郡一级单位参照内地省级单位设立布政使总理民政，按察使总理刑狱，指挥使负责军事防卫，县一级则设立县令总览县里的事务，设县丞为辅佐。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串通起来舞弊，朱楧还设立了巡视制度，每年都由监察院派出不定数量的监察御史巡视，发现问题可以立即上报给朱楧，不用通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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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二章　保甲制度

　　　　一　　接下来就是司法机构，死刑必须交由中央复核这不必说，各地的按察使隶属于监察院，但是中央的死刑复核权朱楧给了刑曹判书，多一个人把关，就会少一份冤假错案的危险。由于国家初立，承担不了繁重的政府支出，朱楧就没有设立大理寺这样的机构。

　　　　至于鸿胪卿、光禄寺等等也一并免了。

　　　　最后，是民间基层管理组织，这一点，老朱也给他做好了模板，那就是里甲制度。老朱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由其中最富裕的十户轮流做里长，剩余的一百人充做甲首，每十户为一组，轮流在自己的里长的带领下服徭役。

　　　　朱楧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他用的是保甲制度，即每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一名，每十甲编为一保，设立保长一名，每五保编为一个大保，设立都保长一名。

　　　　保甲之间互相监督，若发现一甲之内有人违法犯罪，其余人有告发的义务，如果积极告发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获得犯罪人的家产，如果知情不报，案发之后，一甲之人全部同罪。

　　　　甲长、保长、都保长负责自己辖区内的管理事务，具体来说就是帮助县令征税，催派徭役，平时督促众人生产，农闲督促众人练兵，另外还要负责维持治安。

　　　　每一甲的甲长都要如实编写本甲的黄册，上面要记载清楚本甲各户人家的人口、土地、财产情况，如有欺瞒，则甲长轻则发配奴隶营做苦力，重则杀头。

　　　　编好黄册之后要一层层上报，一直报到朱楧那里，这样以来朱楧就可以掌握住王国内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口和每一份财富了。

　　　　由于黄册关系到朱楧能掌握多少资源，因此被他视为重中之重，编写黄册是，县衙要派人去监督，保长、都保长也负有监督下属的义务，如果出现造假现象，那也一样治他们个监督不力之罪。

　　　　此外，朱楧还鼓励甲长之间互相监督，如果张甲长发现李甲长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后积极告发，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获得李甲长的财产，如果他们不告发，查实之后，十个甲长都要获罪。

　　　　最后，朱楧还鼓励民众检举自己的上级，如果有民众发现自己的甲长、保长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可以直接向县衙、巡检御史，甚至跑到张掖来向朱楧告状。当地官员不得阻拦，还要供给路费，查实之后，朱楧会给这位民众奖励，如果证明是诬告，那他也别回去了，直接去奴隶营中报到吧。

　　　　有了这个严密的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朱楧可以确信自己能够掌握王国的一切了，虽然他现在的地盘不大，人口也不多，但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对抗外敌，因此并不虚弱。

　　　　韩非子曾经说过：“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历代君王的座右铭。

　　　　翻译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否握有大权，也就是说君主实际能够掌握的资源有多少，再不是在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多不多，地盘大不大。

　　　　保甲制度是确保君主掌握国家全部资源的最有效方式，从春秋时的管仲开始运用，一直到商鞅发扬光大，再到近代都被证明是屡试不爽。

　　　　举个例子来说，明朝万历年间，经济十分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要比明朝初年多好几倍，可是万历皇帝打个努尔哈赤，费劲力气从全国各地才征调了八万五千名士兵（来自当时的首辅方从哲的奏折），靠着叶赫拉那部和朝鲜兵凑数，才勉强凑够了十万大军。

　　　　而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只占据了江南一带就一下子出动了二十五万大军，后来的北伐蒙古最少也会有十几万人。朱棣五征蒙古，动不动就带个几十万人碾压对手，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朱元璋、朱棣那个年代，明朝的里甲制度、卫所制度都在有效的运行，皇帝能掌握住自己国家的全部力量，国家的整体财力、人力虽然不如万历年间，但皇帝掌握的资源很多，可以吊打一切。

　　　　而到了明朝后期，由于文官集团的崛起，他们和一些大商人勾结起来不交税，许多大户人家也靠给当官的送礼虚报了田产，许多本来在户籍上的人口都沦为流民黑户，不再为国家掌控。

　　　　因此，皇帝虽然看着坐拥万里江山，但实际上所掌握的财力、物力、人力都大为减少，全都让那群高官、富商、大地主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扯淡了，由于崇祯刚上台时图样图森破，上了东林党的恶当，杀了给老朱家卖力干活，卖力搞钱的魏忠贤，还把他的党羽一网打尽，以至于他瞬间失去了对帝国的掌控能力，被一群宵小之徒包围，想干什么也干不成。天启年间浙江一省的茶叶税可以收二十万两，而到了崇祯十年只收上来十两，中间没有“万”字，完全把皇帝当成要饭的了。

　　　　每当崇祯皇帝想要收商业税、海关税、矿产税来充实国库时，那群跟大商人、大走私集团、大煤老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官员们都会以违背祖制为由拒绝，搞得皇帝最后是穷死了。

　　　　崇祯有两句名言，第一是诸臣误朕；第二是文臣人人可杀。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在推卸责任，但在笔者看来，他这是被人涮了之后的发泄。

　　　　朱楧一直认为，所谓的国力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国力说到底就是君王的掌控力，经济再发达，人口再多，没有掌握在君王手里那又有什么用呢？

　　　　反观努尔哈赤，虽然一开始的地盘很小，掌握的人口也不多，但通过八旗制度，将地盘内的每一个人都掌握在了手里，平时干活搞生产，战时全都拉出去当兵，因此看似弱小，实则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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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三章　招揽人才

　　　　一　　一些其他的取得成功的少数民族也都用了这个诀窍，比如蒙古的百夫长、千夫长制，北宋时期金国的猛安谋克制，其实都是通过层层控制，将国内的资源全都掌握在君王手里，可以随时随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如臂使指，十分方便。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是近代的商鞅变法，废藩置县就是废分封行郡县，将国家的资源全都掌握在天皇手里；置产兴业就是商鞅的奖励耕战，鼓励生产，鼓励人们投资近现代行业，为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义务兵役制就是保甲制度，保证了国家的兵源，打起仗来可以集中全部的力量对抗外敌。

　　　　甲午战争的时候，海战先不说，单说陆战，日本一共出动了十二万装备精良的野战师团，而清朝能派出去参战的只有李鸿章的五万三千淮军，这五万多人还要防守炮台。其余的总督、巡抚只会打嘴炮，说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没人出兵相助。这么个实力差距，打输了很正常。其实清军大部分官兵还是很英勇的，但是血肉之躯终归是抵挡不住近代化的国家机器。

　　　　所以梁启超——梁公卓如先生才会说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虽败仍不失为一豪杰也”。

　　　　对这些历史比较熟悉的朱楧肯定不会让这些悲剧发生在自己或者是自己子孙的身上，他将韩非子说的那一句“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制成了牌匾，挂在自己的寝殿内，好让它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提醒后继的君王。

　　　　忙完基层组织建设之后，朱楧还需要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也就是说他需要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虽说巡检御史就可以作为他的耳目，将地方上的事情报告给他，但朱楧觉得这些远远不够。

　　　　朱楧将仪卫司升格为正三品的机构，赋予他们锦衣卫的职权，让他们替自己监察百官，顺便做特务，建立全国，乃至覆盖周围这几个国家的情报网，让自己不再是瞎子聋子，人家都攻破嘉峪关了自己才知道。

　　　　朱楧还想任用自己信任的太监组建东厂之类的机构，以便加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