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的施政特点，除了重道抑佛之外，最出名的就是对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等问题采取积极应对，朝政上以宰相为重，因为李晔的施政方法和武宗的会昌之政有很大相似之处，因而史书称李晔有会昌遗风。但是会昌之政之所以在武宗时期能取得很大成效则是因为晚唐和唐未局势的不同。晚唐时期大唐zhongyang政权不管是从气数、时局、实力上都要远远优于唐未。因而会昌之政在晚唐时期可以获得施展和取得成效，而唐未时期大唐zhongyang政权从气数、时局、实力上都已陷入崩溃，因而李晔的这种政策不但没能挽救大唐的灭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唐的崩溃。
比如藩镇割据问题：武宗时期平定藩镇的战役中大多是利用藩镇打藩镇，并且最终获利的是以武宗为首的zhongyang政权，而和武宗联合藩镇们除了要帮武宗白打工外还要帮武宗买单。李晔一开始也是抱着利用藩镇打藩镇的思想，但是因为时局的溃烂，往往都会变成藩镇们利用李晔排斥异己，最后得利的也是和李晔联合的藩镇，而李晔这个皇帝则是帮藩镇们白打工加买单。
武宗时期重用以李德裕为首的宰相班底也连带提高了中书省的权力，宦官北司的权力也相应被削弱。而李晔时期的宰相们，好一点的都被害死了，剩下的庸相们加在一起再乘以二恐怕也顶不上半个李德裕——准确的说自会昌之后大唐再也未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名相。大唐自黄巢之乱后宦官权力也一度达到鼎峰，虽然迅速衰落，但同时南衙也一并衰落，相对来说以朝臣为首的南衙和中书省也无力抗衡北司。因此以宰相为重的政策在李晔当政时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再如李曜刚才动问的宦官问题。大唐在黄巢之乱前，皇帝对于宦官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位的皇帝能力还算不错的话，一般都不会被宦官控制，也能执掌朝政，地方藩镇的实力也不能对zhongyang政权构成致命危胁，宦官也未完全掌控朝政大权，这也为削宦创造了可能，但在大中时宣宗对会昌之政进行全面清算，也连带废除了武宗的削宦政策时，大唐就已经丧失了最后一次削宦良机。并且黄巢之乱后大唐与宦官集团已连为一体，两者互相依存，宦官需要靠着大唐这面旗帜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而大唐则要依靠宦官手中的权力——神策军——苟延残喘。所以李晔的削宦行动也只是加速大唐灭亡而己。
不过总的来说，李曜虽然对李晔的施政方法不敢苟同，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同情他，毕竟李晔即位时，大唐基本上已经是无药可救，就算李晔施政得当也只是能让大唐多苟延残喘一些年而已。甚至偶尔李曜会想，如果自己当初穿越成了李晔，又是不是有能力将大唐挽救回来。答案是不知道。
因此听了李巨川的话，李曜点头，微微叹息一下，道：“如此说来，此时某还不便控制神策。”
李巨川奇道：“不便？”他有些质疑意味地道：“此时明公大军兵临城下，今后更可屯兵同华，虎视长安，无论南衙抑或北司，未得明公眼se，谁敢胡乱言行？此时控制神策，稍候则向晋王推荐李存审、李嗣昭或李嗣源为鄜坊、邠宁二镇节帅，如此长安便被明公半围，鸾台政令，皆出蒲州，岂不是好？倘若错过今ri，何其可惜？”
李曜点头道：“好，自然是好，不过错过今ri，却未见得可惜。”
李巨川更是疑惑，问道：“明公此言何解？”
李曜高深莫测地笑了一笑：“你只须知道，任何不满，任何怨气，即便单独去看，都是极小，然而累计多了，却总归是要爆发的。”
李巨川见他如此，沉吟片刻，忽然一惊，急问道：“明公以为，枢密及左右中尉迟早要废君再立？”
李曜也吃了一惊，此事的确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他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坚持不在这个时候掌握神策，以免到时候鱼没偷到，反惹一身腥，但李巨川仅仅听自己这么一说便能猜到这点，看来历史上李巨川的能力绝非史书中所表现的那一点。不过也难怪，若非真有能耐，让敬翔感到威胁，敬翔又怎会怂恿朱温将李巨川杀掉？
当然这件事，如果李曜现在就承认，那等将来真个发生，他就“多智近妖”了，他并不希望给人这种感觉，也不希望自己被过度神话，因而只能回答：“正如你所言，官家自登大宝，便信重南衙而压制北司，而后又出现了杨复恭之事，由此便可看出陛下对宦官们的态度如何，宦官们对此必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倘若你是枢密使或者左右中尉，你会如何想？更何况，官家登基之后这些年，朝廷诸事不顺，官家xing子也ri渐暴躁，动辄迁怒身边宦官宫女，弄得宫中人人自危，枢密使及左右中尉难道便没有感觉到危险？既然危险，一不做二不休也就不奇怪了……下己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年官家、宦官以及中书门下之间的关系。”
李巨川心中虽惊，却也忍不住担忧起来。其实在他心中，天子李晔高大威猛、身材魁梧、举止端庄、行为得体、眉宇间英气逼人，的确颇具帝王龙凤之相。
他回想了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如李曜所言。当ri李晔即位后，面对人心惶然、百废待兴的时局，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浮动的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
为了扭转历代奢靡的习俗，厉行节俭，李晔曾经对杨复恭说道：“我没有什么德行，能够登上皇位全靠爱卿的大力扶持，今后在生活上不应太奢华，应以节俭示天下。”懿宗和僖宗在世时，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还要求太常寺每天献一首新曲，到了昭宗时都免掉了，同时还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李晔的志向在于恢复祖宗旧业，因而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则“梦寐英贤”，他破格提拔了一批才能之人，想以此扭转僖宗以来朝廷号令不振、皇室地位ri渐低落的局面。他还为僖宗朝的一些无辜身死的官员平反、赠官，对僖宗朝受过田令孜迫害的官员加以优抚，以此收拢人心。
李晔也注意到了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于是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以期扭转晚唐世俗崇佛的风气。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上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
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xing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xing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
然而中唐以降，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李晔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而且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
李晔牛刀小试，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不由为有这样的君主而欢欣鼓舞，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史称昭宗“践阼之初，中外忻忻”。
至于杨复恭，他在扶立昭宗后，自认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这个左神策军中尉的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新皇帝将是吉王李保或僖宗之子，怎么也轮不到李晔。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李晔为门生天子。每次上殿面君，都是坐轿入殿，毫无人臣之礼。
然而李晔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比之僖宗登基时足足大了十岁，又曾在成都参于朝政，处理事务，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李晔从来没有像兄长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场面上，李晔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要国事都和宰相们商议，采纳意见多听从宰相的。暗地里，李晔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杨复恭没想到，自己口中的“门生天子”压跟儿就没想理睬他，并且还不动声se、抽丝剥茧般地分解削弱自己的权力。其实李晔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宦官在宫廷内外的种种罪恶：宦官不仅在廷外飞扬跋扈，在宫内也是一手遮天。而最令李晔耿耿于怀的是广明元年，避难成都途中，大宦官田令孜的一鞭之辱，这次宦官引发的事件对李晔的刺痛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李巨川心中暗暗觉得，皇帝可能认为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而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父兄懿宗、僖宗甚至包括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每想到宦官误国欺君、馨竹难书的罪行，皇帝可能就深感此辈不除，大唐中兴无望、社稷堪忧。
正因为有这种看法，皇帝经过对时局的具体分析，初步制定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统治方略：一、解除宦官在朝中的权力，提高皇帝的地位；二、抑制藩镇，恢复zhongyang集权。
解除宦官的权力和提高皇帝的地位是互为因果的。政治无非就是一种平衡，通过压迫或妥协来达到目标。
李曜见李巨川面se逐渐平静，眼中有了几分了然之se，心中暗道：“李袭吉虽然博学多才，但此人君子品行，不擅yin谋诡计，而这李巨川却似乎比李袭吉更多了几分yin鸷，这种权力斗争上的事情，我略微一提，他便能够领悟。既然如此，待我再点拨他一番，看看他究竟当不当得起我的重用。倘若果然如我所料，则今后李袭吉主正，李巨川主奇，倒是一对好基友……哦，好搭档。”
李曜于是轻咳一声，引起李巨川的注意，然后轻声道：“皇帝，天下至尊，却也是孤家寡人，其掌控朝政，在于用人。宰相、翰林、中尉、枢密……便是皇帝最为关键的棋子。”
李巨川眼珠一转，略微沉吟，扬眉问：“明公是说，平衡？”
李曜轻轻点头，又微微摇头：“有时候要平衡，而有时候未必要。七上八下……其实也不错。”
李巨川微微蹙眉，仔细咀嚼李曜的这番话，他知道李曜这是在点拨自己，也知道这同时也是一种考验。为将来自己心中的抱负能够施展，他不能让李曜失望，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起来。
大唐自中唐以降，在朝廷的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势力：宰相、翰林学士、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皇帝一般也就是通过重用其中一部来控制政权。
在这四者中，最有实力的要数宰相和神策军中尉。前者是zhengfu官员的首脑、掌握着zhengfu机关；后者则控制着御林军、维系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翰林学士、枢密使手中并无实权，只是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中枢成员并没有固定的轻重次序，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而当时李晔登基之后，自然也要选择其中一个来辅佐自己治国安民。
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担任，此二者是打压的对象，是不可能重用的；而翰林学士在晚唐才进入中枢，目的是为了消弱相权，可现在的相权非但不能消弱，反倒应该扶持。那么倚重的对象已是一目了然。
于是李晔临朝初期，即把宰相当成倚重的对象，朝政皆与其商议。
李巨川回忆起文德元年时，朝中有四位宰相：首相韦昭度、次相杜让能、孔纬、张濬。四人都是僖宗朝的宰相，在李晔登基后继续留任。这四个人都是名人，李巨川那时已然“出道”，对他们的了解当然不差。
韦昭度，京兆韦氏。韦氏在本朝是大族，分为东眷、西眷、京兆、驸马房、勋公房、南皮公房、龙门公房、逍遥公房和小逍遥公房等九房。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氏族群庞大，韦昭度个人又才华出众，加之经营内廷有方，成功上位。
杜让能，字群懿，大唐开国元勋杜如晦七世孙。其父杜审权为懿宗朝宰相，颇有政绩，人称“小杜公”。咸通十四年，杜让能中进士，以“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深得僖宗赏识。杜让能对大唐是赤胆忠心、肝脑涂地。僖宗初次幸蜀和再次逃亡期间，杜让能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御前，追侍左右、寸步不离，令僖宗大为感慨，极其依重。李晔登基前即参与朝政、“握兵中要”，与杜让能来往频繁。既欣赏其才学、又看中他的忠义。即位后，除继续让他留任次相外，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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