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景明白了李曜的意思，思索片刻，道：“仆以为，如右相所言，则城东适宜兴建ziyou贸易区之地，当有龙首乡、进贤乡、长乐乡和庆义乡四处。”
李曜不置可否，只是反问道：“万年县计有三十乡，为何你便选了这四个？”
裴景笑道：“右相明鉴，万年县虽有三十乡，但右相已指明是在城东，因此城北城南十余乡便不消提及。既然只看城东地区，则有长乐乡、庆义乡、进贤乡、乐游乡、龙首乡、芙蓉乡、苑东乡、渭yin乡、崇道乡、云门乡、永宁乡、义丰乡、铜人乡、白鹿乡、薄陵乡、大陵乡、龟川乡、东陵乡共计十八个乡，去掉与南北所离太近的，还剩十一个，再去掉离长安城太原，便只剩六个。而这六个里头，芙蓉乡已经有了芙蓉园，不便再建市集；苑东乡乃著名踏青之所，废之可惜。因此，便剩下这四个了。”
李曜听了，也微微笑了起来，点头道：“倒也是。不过龙首乡乃是兵家形胜之处，不宜建作市集，今后或可作屯兵练兵之所。而进贤乡与庆义乡离龙首乡太近，若建市集，将来龙蛇混杂，对龙首乡屯兵之地未免也是个麻烦……既然如此，便定在长乐乡罢。”
裴景立刻道：“右相英明。”
李曜恍如未闻，道：“此事需要你与河中军械监联手来办，军械监方面负责规划建设用地，而你须得安排当地居民搬迁……裴明府，兴建ziyou贸易区虽是朝廷之命，但当地百姓祖居于此，你虽受命负责搬迁事宜，亦须得讲究分寸，务必为这些百姓安排好新的住所。至于田地，由朝廷一体回购，价格比照市价，比市价略高一二成可也。此事办成之后，某将派专员督查，明府切勿懈怠。”
裴景忙拱手鞠躬道：“右相吩咐，仆岂敢掉以轻心？”
李曜想了想，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便点头道：“ziyou贸易区具体事务，由门下侍郞兼三司使刘崇望、户部尚书孙偓负责，户部也会为此新设‘自贸司’，专门管理此处，明府只须做好后勤即可……便是这些事了，你且去。”
第212章 秦王变法 七
送走这位裴县令，李曜很是难得地安静下来了一会儿，自内院泡澡，算是给自己休息放松一下。对于李曜而言，唐朝上流社会的住所比之后世更见奢华，这栋宅子按就是他一个人住，其余人都是为他服务的，而其占地却是极大。要知道这可是在长安，相当于后世你在beijing住一所接近十个足球场大的宅院。要不是考虑到乱世炒房没什么前途，他真恨不得自己弄出一个炒房集团来。
想到炒房，他又不禁想到这次的改革。事实上这次改革从根源上来讲，就是通过行政段，把朝廷往“重商”上引导。
事实上大唐到了现如今这个地步，对商业的重视已经大大提高，不过总的来，其重视的方向还是有些问题。李曜从不认为中国不能比西方提前发展出资主义萌芽，因为实际上在原先的历史上，宋朝如果不是因为陷于对外作战，失败于对抗蛮族的战争，那么世界上第一个资主义国家十有会是中国。
何为资主义？这个问题在后世也有不同的学术看法，但在李曜看来，可以简单的，就是资掌控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什么表现就是资掌握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唐、宋的差别就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分明。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待商业的态度。
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自唐中后期至宋以来，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以往那种以市制为代表的“直接管理”模式，向以税务设置为代表的“以税代管”模式转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市场观念以及市场管理实践渐变的表现。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封建主义向资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市场。唐代的市场以市制为代表，国家对市场设置地点、交换时间、交换方式等各个环节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市令”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管理者，严格遵守国家对市场空间和时间的规定，以追求市场有序、交换规范、稳定公平为己任，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se。
坊市制崩溃后的宋代市场，在时空以及交换方面呈现出ziyou勃发的特点。由于市场活跃，形式多样，故宋代国家给予市场更多的ziyou度，对市场的管理已超脱于唐代“直接管理”模式之上，向“以税代管”模式转变。似唐代那样的“市令”极少，却频繁出现了管理不同类别的、不同行政级别税务的“监税务官”。他们都是市场的管理者，但宋代“监税务官”不再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交换地点、时间以及交换者行为是否遵守规则等具体问题上，而是以收税为职责或目标，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市场的目的。
唐宋两朝市场管理者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国家市场观念转变而导致的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化。
在李曜此次改革，首次提出“ziyou贸易区”概念之前，大唐的市场管理模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由朝廷“直接管理”。其虽然与先秦市制有渊源关系，但始终与朝廷的指令xing管理、行政层级有密切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特点。
唐中前期以前的“市”，一般多指官市，即国家派官员直接管理的、有时空限定的固定市场。唐代的“市”主要设置在两京及全国地方州县以上，长官即“市令”或由地方官兼管；在边地有“互市监”，设监官一人等。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上而下由太府寺、两京都市署、平准署以及州县以上“市”等相关机构负责，而最重要的官员即“市令”。
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其副职丞则是“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这是李曜向曾经主管过户部的王抟请教得来的，大唐“市令”“丞”的基职责。
据王抟的介绍，这种以“市令”“丞”等掌百姓交易、均平物价、规范市场等职事，可以追溯至先秦市制中的市官——司市。先秦的“司市”为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责。其所统领的市官各份其责，有掌平定物价的质人，有专收市肆屋舍等税的廛人，有在市肆中领导众胥的胥师，有定物价的贾师，有负责治安、防止暴乱的司虣，有专门稽查不按时留之人的司稽，以及掌管市税征收的泉府等等。根据这一法，李曜便很清楚，这种以司市为主管的市官体系明市场管理较为完备，所以这种“直管模式”也就多为后代所继承，一直到大唐。
王抟学识渊博，又告诉李曜，“市令”一词，大约初见于《周礼》，如“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这里的“市令”，当然是指市场的相关法令而非官员之名。大约在chun秋楚庄王时期，有了作为市场管理官员——“市令”的叫法；王莽时期有“长安东、西市令”，在成都等大城市有“市长”，后又改称“司市”等等。魏晋南北朝也多有“市令”。至隋朝，“市令”成为太府卿的属下。虽然各朝的市官叫法时有差异，但基都是履行先秦市场总长官“司市”的职责。唐承隋制，仍以“市令”为市场的管理者，但其设置却随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而有所变化，一是数量增多，一是随市场有层级差别而“市令”也开始具有行政层级特点。
王抟当时见李曜对市集制度似乎颇有兴趣，便继续为李曜介绍，告诉他大唐的市场管理可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两京市场的管理。所以朝廷设有“太府寺”，长官太府卿“掌邦国财货，总京师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举其纲目，修其职务”。又有“太府少卿”为副职，专“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凡四方之贡赋，百官之俸秩，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焉。凡祭祀则供其币”。
由于太府寺所掌邦国财货、四方贡赋皆属于国家财政的重头，所以其长官地位高，如所置太府卿一人，官为从三品；少卿二人，官为从四品上，责权重大。但是，对市场交换等事务的具体管理则是由其下属机构“市署”及其属官“市令”、“丞”等完成的。
在唐两京——长安和洛阳，“太府寺”下设有“两京都市署”和“平准署”等机构作为都城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其长官皆称为“令”，即京都市令和平准令；副职ri“丞”。前者掌管民间物货交易，后者负责官府物货的交易。“两京都市署”是全国最发达的市场——长安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南、北两市的直接管理机构，长官“令”、“丞”是管理两京市场的实质xing人物。
王抟道：“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由于京城东西两市是万众交易之地，事务繁杂，故所设市令官一人，其官位为从六品上；丞各二人，官位正八品上。这时候的一个畿县县令就为“正六品下”官员，也就是，掌管一个市场的“京都市令”地位与畿县县令相近。在京都令、丞以下还设有录事、府、史、典事、掌固等吏员，做具体事务。“平准署”作为专管官府市易的机构，唐承隋制“隶太府”，设“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凡没官之物亦由它出售。由于平准署所管的物货交易较为单一，故其令、丞的地位不如“市令”：平准令，从七品下；丞，从八品下，其下也有录事、府、史、监事、典事、贾人、掌固等随员。
第二层次的市场管理主要针对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州、县治所的市，且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其一，虽然州县以上设市，但只有层次较高的市场才有“市令”官；一些地方市场的管理由地方官兼管。其二，州县地方“市令”官的设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且各地设置时间早晚不一。
一方面，虽然大唐的官市是在地方州县治所以上，但直到唐中期，唐廷对各地市场的设置仍然有相当的限制。据中宗李显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车驾行幸处”才可以“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
据此，李曜认为后者不过是一种临时市场，且带有施恩优惠的特点。唐中宗即位后的百余年正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盛唐时期，是唐代商品经济进入一个发展迅速的阶段。
但从这条资料看，至少在公元八世纪初时，也就是建唐近百年时，唐廷对地方市场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显示出那一时期大唐县级以上市场的分布密度、数量和发展水平都是有局限的。
当然，王抟的这个话，反倒让李曜可以反观到，或感受到大唐社会的发展，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正在出现或蔓延开来，即大唐越来越多的州县以外的市场开始出现，它迫使朝廷需要以政令的形式规范那些活跃于社会表层之下、且ri益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
另一方面，至公元九世纪初时，在州县以上地方市场发展的同时（一般认为唐朝已经处于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时期），地方市场的管理却表现出与之不大相称的现象，即市场管理似乎仍处于调整状态，也就是朝廷对于县级以上市场是否必须设置“市令”这一点并不确定。
按照王抟此前的法，大唐对“市令”的职责有明确规定，京都市令的职责如前所述，而对地方市令也有相应规定，如“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仍然具有市场总管的特点。对其官阶也明确划定，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州的市令，官阶均为“从九品上”；下州市令为“从九品下”。
据王抟表示，宪宗元和六年时，全国大约有“三百郡，一千四百余县”。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宗时期对州、县以上设市的规定以及大唐商业发展速度看，大唐“市”的数量肯定是超过这个数字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令”却仍然是在州级以上地方市场中才能设置，也就是，在元和六年时，唐代的“市令”数量不过300左右。
由于李曜明确表示对市集发展的重视，且其所问之事即便王抟这等能臣也无法只由记忆来回答，因此在查阅卷宗之后，才告诉李曜：大唐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下州等市场都设有“市令”，不过地方“市令”设置在行政层级上和时间上有区别，“市令”在县一级市场中的设置更晚。中书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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