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他这么一说，峒主们问：“铁锅有么？镰刀、柴刀、锄头。。。。”
“有，都有，诸位莫要着急。。。还是老规矩，按着老规矩来。。。”
不一会，峒主们便各自派出脑袋灵光的心腹，跟着陈大定的人去挑选刚到岸的货物，而峒主们刚运到严州的生口，很快便成了陈大定的“入账”。
这些生口不需要登船，直接带到城外的甘蔗种植园干活。
亲兄弟，明算账，陈大定和种植园园主是宗亲，但该算的账一样要算：到了年末榨季，种植园出产的蔗糖，可得抵一部分给陈大定做货款。
家族的买卖要照顾，自己的“钱途”也得有，更别说平添的风险需要补偿了。
既然姓陈，却跑起航运，这种骤然增加的风险，当然得有白花花的进账来壮胆不是？
当然，这种小事不需要陈大定亲自去办，他留在港区陪着几位峒主喝酒。
酒是烈酒，让峒主们如痴如醉，以当地的酿酒工艺，自然酿不出如此美酒，所以诸如陈大定这样“商誉良好”的商人，成了美酒的唯一来源。
峒主们是人上人，但山寨的日子太苦，缺盐缺铁，即便是人上人，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
平日里的饮食，作为峒主也吃不到太多盐，寨子里缺铁器，一把砍柴的铁刀，都能当做传家宝流传许多代。
如今能够靠着掳掠生口出售换来食盐和美酒、铁制工具，这买卖对许多峒主来说，再划算不过。
官军有神兵利器，可引天雷轰人，所以不禁铁制农具销售，而对于各峒主来说，铁制工具和食盐一样，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与官军合作平乱的峒主们，每月都有“定额”，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取一定数额的食盐和少量铁制农具，但若想多要，就得和陈大定这样的商人做买卖。
所以抓生口就成了洞主们每月都在操心的事情，召集男丁攻打周边村寨获取生口，然后以生口从商贾手中换得食盐、铁器、布帛，还有许多日用品。
换回来的铁器，一部分留用，一部分熔了制作兵器，再让手下拿着这些兵器去攻打别的村寨，抓更多的生口。
抓回来的人当中，青壮卖给官商，小孩留在寨子里做奴工，女人留着生娃，如此持续下去，寨子里的人数必然快速增长，而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努力给官府做鹰犬，到时候说不得能在平地上开荒种田，筑起大寨子，住上好房子，总比在山上强。
这个道理很容易想清楚，但更深一点的道理，有的人却未必想得出来。
趁着官府不限食盐、不禁铁器，任由大家攻打周边山寨，那么趁此良机极力表现，争取得个一官半职，名正言顺壮大实力，做峒主之上的峒主。
让自己的族人开枝散叶，各自当峒主，届时只要自己把手一挥，呼啦啦就能拉出数万兵。
届时，若官府依旧强势，那就继续服软，若是官府不行了，自己扯旗当大王，也不是不可能。
中原的朝廷，隔几十年就换一茬，这数百年来都是如此，即便在这里设了州郡，也都是本地豪族说了算，所以真要到了改朝换代，自己或者子孙们的机会可是大大的有。
想通了这点的峒主，对于给官府做鹰犬那是十分积极，有空就往州城跑，一来做买卖，二来看看有什么差遣。
顺便喝美酒。
酒过数巡，几位峒主喝得满面红光，眼见着说话都说不利索了，陈大定赶紧让其随从进来，扶着各自峒主下去休息。
看着食案上的狼藉，又想想今日的买卖，陈大定心情愈发好起来。
这帮子峒主在想什么，他当然不知道，但可以猜出来。
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当狗或者冒着风险跑腿，除非有天大的好处。
譬如他一个姓陈的搞起航运，在水上讨生活，不畏艰难跑到这岭南西道来做买卖，为的就是暴利。
在广州低价进了食盐、铁器，靠着火轮船运到郁水、潭水沿岸兜售，那都是几倍的暴利，而从峒主们手中换来的生口，就地转卖给种植园，又是一层利。
种植园多以蔗糖做货款，到了秋冬榨季出糖的时候，拿了交货的蔗糖贩卖，又是一层利。
这种买卖做起来，利润不比海贸差多少，风险也小些，至少在内河行船时真要出了事翻船，他就算姓陈，也能游上岸。
商人言利，天经地义，至于这些峒主如此热衷于给官府做鹰犬，陈大定觉得未必个个都是老实人。
然而官军既然不禁铁器，就不会怕这帮人造反，毕竟有火炮在手，峒兵纵然人数多，若敢在平地出现，官军的火炮可不是吃素的。
不，真要有乱兵，“义兵”们就先上了，用不着官军出马。
想到这里，陈大定眉毛一扬，走出房间。
看着外面码头上靠泊的火轮船，就像看着一个个宝贝。
火轮船可是好东西，虽然买一艘不便宜，但有了这烧煤航行的船，航运成本大幅下降，买船的钱，很快就能赚回来。
从广州到严州，水路距离近两千里，若是靠着传统的帆船，不是不能来，但逆水而上的运输成本会很高，摊薄利润。
有了火轮船就不同，虽然烧煤也是成本，但省人力、时间，载货量大，在确保燃煤供应的情况下，简直就是生财利器。
靠着火轮船航运，来自广州的食盐、铁器，可以在岭南西道大规模贩卖，商贾们借此发财，官府同样从中获利。
急需食盐、铁器的各地峒主，为了换得更多食盐、铁器和日用品，必然倾向于攻打更多的峒寨抓生口，扩大地盘。
这样好，省得劳累官军动手“除杂草”，各种植园有了充足的奴工，开荒的速度会更快。
而靠着抓生口买食盐、铁器积累实力的峒寨，待得人口增多，必然选择在平地开荒，立村寨，天长日久，一个个村落和大片良田就有了。
这样也好，官军到时候就带着大炮上门，定户籍、查田亩收税。
不从？几炮过去什么都清净了，那些开垦好的良田，大把是人抢着种。
若峒主们舍不得家业，选择服软，接受官府管理、征税，那么官府有了稳定增加的税收，就能养更多的兵，安顿更多的外来移民。
村落越来越多，田地越来越多，种植园越来越多，会有更来的移民定居，越来越多的峒民变成良民，于是一个个新设的州郡，就会有名有实。
田多了，养得了更多的人，人气越来越旺，那么正常的买卖做起来，利润也是不错的。
所以，历朝历代都严加管制的铁器买卖，如今真的无所谓。
朝廷经略岭南，继续大量劳动力开荒，而岭南西道这群山峻岭之中，虽然诸蛮穷得很，但人很多，用食盐和铁器换得各地峒主捕捉生口来换，这买卖真的划算。
第三百零七章 解决方案？
下午，临桂，驿馆里，宇文维乾正在奋笔疾书，他之前进入岭南之后，从临桂出发，在容管、邕管走了一圈，再度回到这里，随后就要返回长安，向父亲复命，所以要写“述职报告”。（全本小说网，HTTPS：//WWW。TAIUU。COM）
岭南西道，烟瘴之地，崇山峻岭之中，诸蛮繁衍生息，自汉时起虽有州郡建制，但地方官均为当地豪酋世袭，朝廷想要加以有效管辖，难上加难。
若要以流官辖之，无驻军撑腰，流官必被架空，政令不出治所。
然则驻军少则无用，多则供养不起，且将士害怕烟瘴，多有疑虑，若长期戍守，恐怕军心不稳。
况且要驻军就得屯田，无论是军屯、民屯，对于军民而言，岭南西道不如家乡，与其来这里送死，还不如在家乡苟延残喘。
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甘蔗种植，鼓励大户办种植园，又兴食盐、铁器、生口买卖，才能引得逐利之辈竞相前来，以商业聚拢人气，在此基础上慢慢打开局面。
这是宇文维乾在三管之地看到的现状，这种发展岭南的思路，就像当年发展黄州那样。
那时的黄州还叫巴州，地少人稀，虽然位于大江边上，自古都是小城一座，没有什么特产，也不是什么水陆交汇冲要，甚至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作为江对面武昌城的江北屏障。
宇文维乾知道父亲在巴州（黄州）任上，通过大兴商贸聚拢人气，有了人气，商贸进一步发展。
又与大别山蛮各酋帅合作，捕捉生口增加劳力，然后大兴土木，促进需求，如此循环，经过多年发展，让黄州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发展黄州的办法，可以用来发展岭南西道，而岭南可以种植甘蔗，这本身就是热销货物，又有火轮船，可以将广州的食盐、铁器及各类手工业制品运入三管之地，以此诱使各地峒主捕捉生口来换。
这就是所谓的“表演套路”，无非表演的场地换了，比起当年的黄州要大上许多倍。
宇文维乾觉得这办法最后应该会成功，但岭南西道和黄州不同，在开发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可能还没出现，但他要试着找出来。
这就是父亲交给他的使命，来岭南西道“仔细观察”，发现问题，而不是游山玩水。
现在，宇文维乾正在总结可能出现的问题，。
他觉得最可能出的大问题，就是边地豪族坐大，迟早为患。
边地豪族指的是陈氏、宁氏等岭南豪族，虽然这两家如今对朝廷恭恭敬敬、俯首帖耳，但不代表以后会如此。
宁、陈二族，本就在岭南根深蒂固，如今在岭南西道扩张势力，又有大量种植园聚敛钱财，还能名正言顺囤积铁器甚至火器，再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宇文维乾觉得父亲在时，这些豪族绝不敢造次，到了兄长继位，大概也还老实，但随着其族中长辈相继去世，新生后辈不会记得官军的赫赫军威。
只知道岭南西道天高地远，而家族根深蒂固，部众无数，钱粮充足，兵甲精良，不臣之心自然就有了。
届时，这些豪族子弟仗着人多势众，架空朝廷任命的州郡长官，地方事务渐渐失控，朝廷若要解决，却掣肘颇多，决心难下。
一旦中原有事，这些豪族怕不是要学那秦末赵佗，兵塞五岭通道，自己关起门在岭南称王称霸。
再者，俗话说得好，“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些边地豪族，可能会玩起兵匪勾结、养寇自重的把戏，以便要挟朝廷。
让岭南西道永远都有剿不完的“峒乱”，故意激化官府和蛮部的矛盾，每隔几年就有蛮部叛乱，然后朝廷为了稳定局势，就只能继续让这些豪族作为打手，在岭南西道继续“便宜行事”。
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宇文维乾觉得会。
如果岭南西道诸蛮臣服，朝廷任命的流官和驻军能够控制局面，那么诸如陈氏、宁氏等豪族的部曲私兵，就如同“兔死狗烹”中的狗，没了用武之地。
真这样，豪族们在岭南西道开辟的种植园，还有贩卖盐铁、生口的商队，就没了减税的福利，当岭南西道变得太平起来时，中原商贾纷纷涌入，也会分走豪族的许多商利。
所以，让岭南西道的局势保持“三五年一小乱、十来年一大乱”的状态，对于这些岭南豪族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那么，即便许多峒主愿意和官府合作，却很有可能被逼得揭竿而起，三管之地随时风声鹤唳，以至于外人不敢轻易涉足。
届时，所谓的“峒乱”，搞不好就和后汉时的“羌乱”一般，持续数十年，怎么都平息不了。
宇文维乾看过《后汉书》，后汉晚期的陇右羌乱，持续数十年，朝廷为了平乱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但叛乱的羌人怎么都打不完。
问题出在哪里？宇文维乾一开始认为就是诸羌势大，后来不断琢磨，觉得搞不好是养寇自重的把戏。
后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把持大权，于是边疆变乱渐起，而陇右、河西诸羌、诸氐实力膨胀也是事实，这是时代背景。
具体到当时局势，那就是既有边地豪族蠢蠢欲动，借着诸羌、诸氐叛乱，养寇自重，又有贪官污吏借着“平羌乱”，上下其手，大捞好处。
边地豪族不希望羌乱结束，否则无法名正言顺扩充武力。
朝廷官员及将领不希望羌乱结束，不然就无法从源源不断调拨的军费里贪污、中饱私囊、喝兵血。
这不是宇文维乾乱猜，《后汉书》上写得明明白白：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
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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