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又继续查询了一下相关信息，补充说：“他不是第一个体出这种观点的人，但也算是少数比较早的人之一。随后中国关部门领导的‘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承诺，显然是采纳了这一少数派的意见。”
老者看了一眼屏幕说：“能不受简单的升值、贬值观点左右，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从2003年以来，海外就刮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大风。先是日本财务相在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随后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也表示人民币应该升值。而由于美元走低，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上遂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压人民币升值的势力。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包围网”中，日本充当了抨击中国的急先锋。日本高级官员屡次指责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和“挖空”日本劳动力市场。之后美国，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一时间国家上形成了一股批评“中国出口通货紧缩论”，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与此相反，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却有很多人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甚至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声音。中国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陈新＇这一次也是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他甚至批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朱熔基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举措，是牺牲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换取的。
“不贬值”的直接后果是产品出口一路下滑，外资财团老板将资金抽走。农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1997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上大量农副产品积压和价格下跌，粮食、棉花价格在九六年的基础上下跌了大约25个百分点，牲猪、禽类、淡水养鱼下跌了30个以上的百分点，产500克稻谷要0。5元的成本，而销售价达到最低点的0。43元。产500克小麦成本0。6元，销售价只有0。55元。而当时一瓶500克的矿泉水1。5元，粮食只有矿泉水一半的价格。劳动力不算，仅投入的化肥、农药及苛捐杂税就高于商品的产价。千百万的农民收入都是入不敷出。亏到血本无归。
乡镇企业和工人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化纤、轻纺产品、手工艺品出品滞销，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银行借贷受到控制，小型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数乡镇企业被迫关闭，据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年底报导，仅两三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占60％的关闭，占95％的存在著三角债。
企业形势不景气，工人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企业老板只有在克扣工人工资上大做文章，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工厂，普遍存在著降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有的甚至不给工钱，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辛苦的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工钱空空而归。
向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是农民拿钱为国家堵了金融风暴的漏子。是牺牲工人的利益挡住了金融风险的诀口，“软著陆”的方法避免了经济泡沫的破裂，却将经济负担一步一步地转嫁到了工人、农民头上。
＇陈新＇认为这次“升值”也将极大地影响出口和就业，牺牲无数普通农民、工人的利益。所以他要坚决反对。
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办公室中，钱郑宇也正在和著名经济学家张宁讨论着这次向两大银行注资之后各方面的反应。
“450亿美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是‘输血’还是‘造血’。”张宁正说着自己的看法：“给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剥离不良资产、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乃至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等中国商业银行系列变革的进行曲将响个不停，直至国有商业银行走出险境、修成正果！”
钱郑宇显然没有张宁那么乐观：“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正因为如此，各方面的阻力还是很大大的，我们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也要格外慎重。”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取前任的教训。”张宁继续试图说服对方：“银行的风险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就注意到了。1998年为四大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剥离五大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以后国务院严令各行降低不良资产率，等等，工作力度不能说不大。但这些治标的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回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风险依然较高。先治标后治本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治标后对治本犹豫不决，几年拖下来，治标的成果就丧失殆尽。再不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制，也许我们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钱郑宇坚持说：“这个我比你更清楚。在剥离1。4万亿旧的不良贷款后，又形成了不少新的不良资产。我们公布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24。13％，约1。91万亿元。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非信贷资产到底输了多少？表外业务输了多少？我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到底有多少？加上2001年以来，各家国有银行大量发放长期贷款，在贷款到期、问题暴露之前，都是被当作正常贷款报告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贷款风险水平。问题是很严重的，否则也不会有这次注资了。”
“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些问题短期内无法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钱郑宇没有让张宁插话，翻着手边的一份材料继续说：“央行的一个分析报告显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由政府红头文件造成的占29。2％，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占8。5％，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占26。8％，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占10。1％，银行自身经营不善占19。3％。这就是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是由于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成本，国家向国有银行注资也是理所当然。可是社科院的那个曹红辉，却说将国家外汇储备注资银行，实际上有规避法律程序的嫌疑。注资需要人大批准。还有人质疑汇金公司成立的理据何在？它是如何组织的？谁来进行监管？说注资是‘拆东墙补西墙’、‘剜肉补创’——用外汇储备补银行呆坏帐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就让我们很被动了。改制的阻力还是不小的。”
张宁不无感慨地说：“有些人仅仅是看到国有银行承担改革成本的一面，可另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垄断的方式把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金融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利率管制、信贷管制让国有银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2006年底是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开放金融市场的最后期限。这种金融垄断还能维持多久？现在不改制就怕来不及了。”
钱郑宇把话题岔开了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经济增长会不会造成严重冲击。”
“通货膨胀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张宁很有信心地说：“与2003年底4032。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这次动用的比例也不算太大。中行、建行毕竟规模算是比较小的，经营状况也算是比较好的，我真正担心的工行。截至2003年底，工行不良资产余额为854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为7207亿元，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为1339亿元，超过了中、建两行的总和。我预计工行和农行需要注资的规模是1500亿至2000亿美元。那个比例就大了。未来真正的威胁在于国内的通货膨胀、出口顺差和引进外资的减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并非善策，但是汇率的大波动也不能接受。中国应该考虑另选‘本位’来稳定波动。如果在外汇管理上不做任何动作的话，只靠嘴硬，硬不了几天。”
钱郑宇不以为然地说：“我看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1997年亚洲危机后，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就得到了普遍的赞誉。虽然困难很大，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次是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通货膨胀贬值的压力同时存在，问题很复杂。中国的银行系统过于脆弱，人民币升值将极大地打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出口行业，特别是许多出口企业，其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人民币一个小的升值，比如说3—5％，就足以吞噬其全部利润，这些企业的如果不盈、甚至亏损又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资金安全极大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更加灵活的汇率和放开金融管制，更可能引起经济的动荡甚至崩溃。上面现在要的是稳定。只要不出‘大漏子’，能不动就要不动，自己一定要稳住，以不变应万变。”
一讲到政治大局，张宁也无话可说了。
钱郑宇继续说：“前不久，外管局在全国范围内的专项检查中发现，个别银行和企业存在一些违规办理收汇和结汇业务的行为，还有一些境外外汇在境内结汇后进入了我国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应该多研究一下会不会出现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风险。”
这个问题张宁早有准备，并不是很担心：“人民币毕竟还不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只是目前的结售汇制度还存在无法完全解决的区分经常项目交易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问题。一些企业，钻空子多卖些美元，多留些人民币不足为奇。不会对国内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对冲基金炒作人民币应该主要是在无交割远期合约（NDF），人民币NDF市场是存在于中国境外的银行与客户间的远期市场，是一个离岸市场。主要的目的是帮未来有人民币支出或人民币收入的客户对冲风险。但是到期时，只计算差价，不真正交割。结算货币是美元。这一市场也为投机提供了机会。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以从中参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人民币币值并没有实质影响。……”
这一天，梅奥国际公关策划公司总裁的米赛尔按约定时间来到了辛格博士同在华盛顿K街上的办公室。虽然两个人经常碰面，但这还是第一次合作。深兰公司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战略问题，梅奥国际公关策划公司则以解决国际公关危机著称。可是辛格博士的深兰公司处于K街上更好的黄金地段，米赛尔一直很羡慕。
华盛顿街头的路牌不经意间暗示了詹姆斯·；史密斯这样一句话——“思想库（Think Tank）”是美国人寻求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最独特方式之一。这或许是美国最具政治意味的两条街道了。左边的路牌指向K街，一条集中了众多智库的街道，美国政府的许多内外决策都是在这里，而非华盛顿酝酿的；右边的则指向华盛顿大街。从白宫南门出来，步行10分钟，就能到K街。这样两条大街的交汇，还能让人想到什么呢？华盛顿的K大街经常被称作美国政治体系的第四分部。
走过外间办公室时，辛格博士的秘书约娜·；马歇尔正坐在桌子后，她站起来：“辛格博士一会儿就可以见你，米赛尔先生请坐。”
米赛尔在一张铺着红色灯芯绒椅垫的教堂长凳上坐下，他环视四周，发现辛格博士的父亲对他的品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接待室看上去就像一所老学校，抢墙壁上的木板颜色很深，地板上铺着绿色的地毯，上面是美国建国时期的图案。整个房间散发着一种宁静、文雅的气息。
几分钟后，辛格博士微笑着从门里走出来：“请进，米赛尔先生，我很高兴你能来。”
辛格博士的办公室和外面的接待室看上去很相似，只是面积大了四倍。其中一面墙上挂满了镶好的照片。屋里还有一张小型的会议桌和四把椅子。辛格博士的办公桌很大，也很古老，桌子上的疤痕表明以前的某个主人经常把未熄灭的烟头放在上面。
辛格博士请米赛尔在一张转椅上坐下，自己一面向书桌后面走去一面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么关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一定是为今年的总统大选作准备吧？”
米赛尔说：“不论是谁参选，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需要您从国际战略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辛格博士拿起桌上的一份资料说：“你一定看过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去年2月的这份《美元高估与世界经济》报告了吧。”
米赛尔点了点头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一定是今年大选辩论的焦点。你我虽然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但在国际战略上，不应该有大的冲突。现在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我们的总统大选会不会火上浇油？我怀疑我们这样逼迫人民币升值，会不会适得其反。外汇策略师弗朗克就曾警告说，美国越是设法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中国就越不可能听从它的意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会见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