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那将是超过一切的最好惊喜，而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暗示。他是在他的小卧舱里给梅姑娘写信的，就像一头野兽钻在自己的洞穴里独自享受那黑暗中的自由之乐一样。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时作长时间的停顿，使自来水笔笔尖上的墨水都凝固了。他凝视着信纸，脑子里翻滚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
一个黑影遮住了信纸。他抬头一看，是斯蒂尔威尔站在门口。那水兵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那天上午电报到来之前，他就是穿着这身服装接受舰长的当众训斥与宣布对他的处分的。
“啊，斯蒂尔威尔，有什么事吗？”威利同情地问。
作为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威利曾把对斯蒂尔威尔的判决记在航海日志里：在舰上禁闭6个月。他曾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了在后甲板上举行的审判仪式——那阵容庄严肃穆，一边站着身穿笔挺的蓝色新工装的被告，被告对面立正站着一排原告军官，奎格则镇定自若、心情甚佳地从杰利贝利手里接过一份又一份那些“犯人”的红色服务档案夹。那是一种奇怪的审判方式。据威利所知，根据奎格舰长的命令，所有那些罪犯都被写进了报告。例如，哈丁少尉就被列入了对斯蒂尔威尔的控方，而他并未亲眼看见那个水兵在值班时看书。由于奎格舰长从不亲自把任何人列入报告，但却总是转身对离他最近的那位军官说：“我要把此人列入报告。”所以审判在形式上保持着应有的三方：原告、被告和法官。奎格煞有介事地假装对控方按他的命令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很感兴趣和吃惊的样子。威利将这场绝妙的表演看了一会儿，就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这是违反公民自由权和宪法权利的，也违反人身保护令和国家最高支配权的，同时还违反了褫夺公权法案以及其他数不清、记不准的说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得到公平待遇的成语。
“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您是军纪官，不是吗？”
“没错呀。”威利应道。他将两腿放到甲板上，把文具盒推到一边，拧上钢笔帽，用这些动作将自己从一个如饥似渴地需要姑娘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海军官吏。
他喜欢斯蒂尔威尔。那些身材修长，体格健美，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头发浓密，神情开朗，总是乐呵呵的年轻人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就像美丽的姑娘们那样，以他们身上的青春朝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事情变得愉快起来。斯蒂尔威尔就是这样一个青年。
“哎，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我有一件麻烦事儿。”
“说来听听。”
斯蒂尔威尔讲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要点是他在爱达荷州有妻子和孩子而他有理由怀疑他妻子的忠诚。“长官，我想知道的是这次禁闭是否意味着我不能请假回家了？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长官。”
“我想不会的，斯蒂尔威尔，我不能想像会是那样。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在前方战区呆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都有资格回家看看的，除非他犯了谋杀罪或类似的严重情况。”
“这是规定上说的呢还只是您的猜想，长官？”
“这是我的想法，斯蒂尔威尔，不过，除非我另有通知，你就这么相信吧，哦，我会很快给你明确的答复的。”
“我想知道，长官——我可否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信告诉家里我就要回家了？”
威利很清楚，斯蒂尔威尔最好还是等他问过舰长之后再听答案。但是那水兵脸上乞求的表情，以及威利不想暴露自己消息不灵的一点私心，使他脱口说：“我肯定你可以给家里写信，斯蒂尔威尔。”
那个准尉顿时喜形于色，简直高兴极了。这也使威利为自己大胆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感到欣慰。“谢谢您，基思先生，太感激您了，”斯蒂尔威尔的嘴颤动着，眼睛露着光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您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长官。”他戴好帽子，挺直身子，给威利敬了个礼，仿佛威利是一位将军似的。少尉还了个礼，愉快地点点头。
“好了，斯蒂尔威尔，”他说，“很高兴随时为你祈福。”之后，威利又接着写那封给梅·温的信，他脑海里联翩浮现的令人陶醉的美好景象使他把刚才的谈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午餐时，军官们聊天的那种热烈与欢乐气氛是自从更换了指挥官以来所没有过的。有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日子里的浪漫逸事的老笑话又被重新提了起来。马里克受到的揶揄最厉害，因为他曾与奥克兰一家茶馆里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勾勾搭搭。那位女士脸上的黑痣究竟是几颗成了大家纷纷议论的主题，戈顿确定有七颗，而马里克说只有两颗，其他人有说三颗的，有说五颗的，反正最多不超过七，最少也没少于二。
“哎，我认为说来说去，还是史蒂夫说得对，”基弗说，“我猜啊，两颗是黑痣，其余的是疣子。”
司务长的助手，表情总是丧气巴拉的惠特克正给大家传递一盘煎火腿，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把手里的盘子都扔掉了，差一点没砸着奎格舰长的头。那红色的油腻腻的肉片撒得满甲板都是。奎格舰长，怀着过节日的心情，说：“惠特克啊，你如果想用食物砸我，那也别用肉呀，可以用蔬菜嘛，蔬菜便宜。”按照军官们吃饭时的传统，舰长说的任何俏皮话都要自动地哄堂大笑，大家于是真的大笑了一阵。
马里克对那位胖子副舰长说：“哎，好吧，假定她真的有七颗黑痣，至少她是个真实的人啊。我可不像有些人那样满足于拥有许多法国杂志和明信片。”
“史蒂夫，我有个必须对她忠实的老婆，”戈顿喜滋滋地说，“她不会因为我看图片而和我离婚的。但我如果像你一样是个自由人而不能找个比那个长着疣子的新西兰母猪好点儿的女人的话，那我就觉得还是看看图片为好。”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绝顶聪明的法子，”奎格的心情显然少有的好，因为他平时从不参加军官们的闲聊。军官们全都静了下来，洗耳恭听这位舰长在酒足饭饱之后扯的闲篇。“我说的是明信片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列入那种邮寄名单的，反正我确实上了那个名单——反正，你只需每月给那家公司寄去1美元，他们就给你寄那些画片，真是用挺大的闪光纸印的，我估计大约有6英寸长4英寸宽那么大小。”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着说。“哎，真正聪明的地方在于——你们都知道，裸体女人的相片是不可以邮寄的，可是——那些女孩子们不是裸体的，绝对不是，先生们，她们身上穿着你所见过的最最漂亮的粉红色小裤衩和乳罩，一切都合情合法。妙就妙在一点上，那就是她们图片上的内衣是可以洗掉的。你只需用一条湿毛巾把图片擦一下，于是——哈，你就开眼了——真是绝顶聪明的鬼主意。”他高兴地哧哧笑着环视众人。大多数军官都摆出了笑脸。基弗点了支香烟，用两只手掌挡着脸，而威利则是往嘴里塞了一整块火腿。
“顺便问一句，”这位舰长接着又说，“你们诸位谁都没用完俱乐部的烈酒配额吧，用完了吗？如果有谁用完了，请照直说。”没有一个军官开口说话的。“那太好了。有没有人反对把他那份酒卖给我的？”
配额酒是每人每月5夸脱瓶装白酒，可以在海军船坞军官俱乐部的酒店里买到，价钱比起美国国内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奎格给他的军官们来了个猝不及防：他们事前没有想到家乡这种酒的价钱。他们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虽然程度不同。除哈丁一人外，其他人全都同意了。
“舰长，”哈丁可怜兮兮地诉苦道，“我计划与我妻子共同享用我全年的所得，我能节省的每一点东西对我都是莫大的帮助。”
奎格表示赞赏地笑了笑，原谅了他。于是，当天晚上“凯恩号”的军官们在舰长的率领下到俱乐部里的售酒柜台前排队买了三十来夸脱苏格兰威士忌和稞麦威士忌。奎格舰长指挥着他们一个个地从柜台那儿抱着满怀的酒瓶子往在外面车道暗影里停着的吉普车上送，嘴里不住地向他们表示道谢。等吉普车装满了之后，舰长就开着车走了，留下“凯恩号”的那伙军官在那里面面相觑。
第二天早晨7点30分，二等木工助理兰霍恩被叫进舰长卧舱。他发现那位舰长穿着皱巴巴、脏兮兮的华达呢服装，嘴里叼着一截已熄灭的雪茄，倚着床铺，正在清点地毯上摆得满满的酒瓶子的数目。“噢，兰霍恩。你能用什么东西给我做个可以装下31个酒瓶子的板条箱吗？”这木工是个性情倔强的密苏里人，瘦长脸，长下颏，黑发平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那些违禁品。奎格舰长咯咯地笑着挤了挤眼睛，说：“都是医药用品，兰霍恩，医药用品。不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瓶子，而且对它们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了，长官，”木工说，“做个板条箱，大小么，差不多长3英尺宽2英尺就成了——里面塞些细刨花——”
“细刨花，啊呀，这东西可难找啊。瓶子与瓶子之间要加上隔板，隔板之间再塞上细刨花——”
“长官，咱们没有作隔板的薄材料呀，没有胶合板，没有任何——”
“啊，见鬼，从五金店弄些白铁皮好啦。”
“是，长官，我会做好的，长官。”
那天后半晌，兰霍恩磕磕绊绊地走进军官起居舱，脸上汗如雨下，背上背着一个新锯出来的用白木板做的箱子。他步履沉重地进了奎格的卧舱，吃力地哼哼着，皱着脸把箱子放到地上，仿佛那是一架笨重的钢琴似的。他用一条红色的大毛巾擦着满脸的汗水，说：“我的妈呀，长官，那些铅板做成的隔板可真够沉的——”
“铅板？”
“五金工那儿的白铁皮刚刚用完，主管——”
“可是，天啊，铅。用好一些的硬纸板同样可以——”
“我可以把铅板再取下来，长官，重新再做——”
“不用了，就这样吧，”奎格嘟哝道，“只是水兵们过几天得好好地锻炼锻炼身体了，那样岂不是也好——说不定把这些铅板弄回家后还有用处呢，就这么着了。”他低声说。
“您说什么，长官？”
“没事。你去弄些细刨花来吧，把那些瓶子装好。”他指着盥洗盆下面甲板上的那批宝贝。
“嗯，好的，长官。”
“现在大家听着。综合演习将于14时开始。”
“凯恩号”正驶向她在半圆形的由护卫舰组成的屏障的右翼末尾的位置，这个半圆形护卫屏障在前面劈波斩浪，为舰队的四艘油轮、两艘运输舰和三艘商船护航。它们已远离陆地，在平静的蓝色大海上颠簸。这些舰船在阳光普照的海面上布成整齐的阵形。
在甲板上值班的下级军官基思少尉，对这次远航感到十分高兴。已有一年没有报告在夏威夷以东海域发现敌人的潜艇了，但不容置疑的是威利·基思仍然是一艘正在搜索日本潜水器的军舰上的下级值班军官。假如上级值班军官暴病而死，或者掉进了大海，那就可以想像他，基思少尉也许就得负起指挥的责任，击沉一艘敌人的潜艇，从而赢得巨大的荣誉。这种事虽不会发生——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说它不会发生，那就，譬如说，如同说他母亲会做出这种伟绩一样。使他兴致更高的是上级值班军官基弗把曲折行进的方案交给他负责，允许他向舵机发号施令。当舰桥上的经线仪秒针要指到12点时，威利就要发出这样的命令了。对他而言，战争终于要开始了。
奎格舰长于凌晨1点58分来到舰桥上，很不耐烦地眯着眼睛四处查看着，戈顿像只挨了顿鞭打的狗似的在他身后跟着。事实上，这位副舰长因为之前没有更频繁地举行综合性演习刚刚挨过申斥，此时脑子里正在草拟解释他为什么没有举行综合演习的书面报告的开头几段。那天早晨，奎格收到太平洋海军总司令的公函，要求所有舰船书面报告其每月进行演习的次数。“好，”这位舰长对恩格斯特兰德说，“挂起‘我正在进行综合演习’的信号旗。”
那个信号员在升降索上挂起了一串彩旗。威利看见舰长向他点头示意，便走到舵手室里那个红漆警报器把手前，鸣响了警笛。然后，他便在呜——呜——呜的警笛声在空中轰响时，满意地审视着自己在舰桥的一块窗玻璃中的形象。他面前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士，头戴圆形钢盔，身穿鼓鼓的带有手电筒的灰色木棉救生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