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连自己什么德行都越活越不清楚了。
很多外企的网站都不好登录，为了抢带宽，我有时候会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拿出笔记本在宿舍上网，一直写到天亮。
闭着眼睛睡不着，脑子里转悠的都是那些问题和self…introduction（自我介绍）。
这时候，脑海深处总会响起一个声音，带着笑意，穿过教室闹哄哄的人声音浪，千里迢迢到达我耳边。
他说，耿耿，你真有趣。
很多工作申请连简历关都没过，看来都是成绩的错。
所以我就在我爸的期望下，报考了北京市公务员。
竟然又中彩了。
它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北京户口，意味着一种没有恐慌的人生——然后就在我入职三个月整的那天早上，我辞职了。
没发生任何大事儿。我自己都有点儿记不清了，那天早上好像是在下雨，我躺在床上思考我们科长那篇讲稿到底要怎么改，忽然听见和我合租的那姑娘起床刷牙的声音。
身体深处有另一个耿耿忽然就活了过来。她拒绝这样活下去。
我很难形容清楚这种感觉。
大学的时候，我就在业余时间帮学生会、各社团拍照赚外快，渐渐地，找我的人越来越多，熟人介绍熟人，朋友搭线朋友，大四的时候，我已经帮很多淘宝模特儿和红不了的三线小艺人拍过不少写真，零零碎碎赚了几笔小钱。
辞职后，我就正式到了现在的时尚杂志工作，到这个月正好一年的时间。
现在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和程巧珍在咖啡馆坐到天渐渐黑下来。
“所以你要离开北京了？”
“嗯，回我家乡去。”
“舍得北京吗？”
我耸耸肩：“有什么舍不得的。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妙处。”
她若有所思地搅动着手中的咖啡：“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觉得很有趣。”
“什么？”
“在小城市工作，就像收到一张五十年后的死亡通知；而在大城市，则像是攥着一张虚构的藏宝图。”
我琢磨了一下这句话，笑笑。在不上不下之间徘徊的人有很多，可有时候再美妙的句子，拆开看也不过就是更精致的抱怨罢了。
我已经抱怨得足够多了，我不想再抱怨下去。
“你回去想做什么？”程巧珍问。
“开个最俗气的婚纱照和艺术写真的影楼。但是是没店面的那种。私房摄影师。”
“什么叫没店面的那种？”程巧珍来了兴趣，又习惯性地拿起了她的笔。
“节约成本啊，”我讲起自己的计划，免不了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我是要和去年采访的一个网络红人合开店的，利用她的粉丝和号召力，主打特色摄影，反正我拍人虽然不专业，但是还算有一套，用样片吸引第一批顾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后面的东西就靠网络和人际间的口碑传播了，这是要凭本事说话的。”
程巧珍瞪大眼睛听着，笑意越来越浓。
“没有店面就节约了很多成本，拍情侣之间有故事的特色写真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取景大多在校园或者两个人交往过程中有纪念意义的地点，所以很有得赚。而且每次拍摄都不一样，作为摄影师我可以飞来飞去，对我来说也不乏味。”
我一口气说完，喝了一口红茶，突然听到程巧珍说：“咔嚓”。
“什么？”
程巧珍托腮看着我：“我要是会照相，真的好想把你刚才那个样子拍下来。你的眼睛都在发光。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眼睛里就已经没有光芒了？”
我有点儿尴尬：“名编剧说话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说起赚钱开始两眼发绿光而已。”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相信你也有过眼睛里没光芒的时候。人能有勇气找到自己想从事的事业，不被其他虚浮的东西绑架，是很艰难也很幸运的。”
我这次没有再用插科打诨掩盖我的羞涩。
一面之缘，谢谢你懂得。
“欸，对了，我能不能入股啊？我钱也不多，你要不乐意就算了，但是需要什么帮助，一定找我。”
我眼前一亮，今天真走运。
这件事情要是真的想做起来，当然需要钱。
我和程巧珍又聊了一个多小时，把合作的框架大致确定了一下。我们都是刚毕业才一两年的女生，到底还是嫩得很，尤其是做生意，谁都没有经验，所以策划得格外谨慎。
但是到底会如何，还要看未来。
程巧珍又重复着感慨说我变了，变得风风火火了，不再是个迷茫地去听从爸妈的要求跑去北京考编导的小女孩了。
是吗。我笑。
随便吃了几口饭，走出饭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既然自己背着器材，不如顺便去“扫街”。；de》听说在日本这样做是会被抓进警察局的，幸亏我生在中国。
我坐在鼓楼大街的马路边，背对着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低头一张张翻看刚才照的路人。这个点儿都是从北海公园出来的大爷大妈，每个人都带着点儿怡然自得的骄矜，跟年轻人一比较，显得特别有精气神儿。
某一张里面，大妈和大爷两个人并排走，大爷手里还拎着一个小马扎，笑嘻嘻的，大妈却刻意跟他隔开一点儿距离，在旁边朝他翻白眼。
吵架了？还是快要吵架了？老头儿在公园里下棋下得忘回家了？还是跟哪个老太太搭讪被抓包了？
我喜欢拿着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而编造背后的故事，这让我短暂地忘记了自己的生活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故事了。
关于我的故事，好像都发生在过去。
我忽然想起程巧珍跟我道别的时候，挥着手，轻轻地说了一句：“加油，耿耿。”
加油，耿耿。
是这四个字猝不及防，击中了我以为已经坚不可摧的心脏。
有多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四个字了？
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五年前的某个晚上，华灯初上？短发微胖的耿耿，站在自己家的楼门口，听着某个男生对她说：“耿耿，加油。”
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开口。
他说算了吧，以后有的是机会说。
可我什么都没有等到。
有些话没有说，那就算了吧。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也就算了吧。
全本欢迎您！ t1706231537
第五十八章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也就算了吧（No。315 … No。319）
我记得高考的那两天，全市大雨。
那段时间又多了很多的哥免费搭送迟到考生的感人新闻，也多了很多因为暴雨误事而被考场拒之门外的悲剧。我和其他同学都不在同一个考点，所以考试中没有遇见任何一个同学。
关于那场我用了前十九年来奋战的考试，我已有些记不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是考完最后一门理综之后，我随着人潮往外走，看到一个瘦瘦的女孩子蹲在某个教室门口哭，抱着一个监考老师的腿说，她再有半分钟就涂完答题卡了，只要半分钟，求求你，否则我的人生都毁了。
那是个看起来很羞涩的女孩子，却当着来往的人群哭得那么滑稽，那么无所顾忌。她的眼镜滑下鼻梁，我至今仍然记得她的眼睛，清澈的，泛红的，绝望的。
她只是蹲在门口，不出去，好像这样高考就没有结束，她还有机会回头补救。
“求求你，否则我的人生都毁了。”
我没能多做停留，人潮裹挟着我向外走。
连续两天的暴雨在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放晴。电台报道，很多高中生都在今晚集体在各大饭店聚餐狂欢庆祝，可是我没听说振华有这样的事情。
明天就能到学校去拿标准参考答案了，没有确定结果之前，谁愿意过早地狂欢，留给自己一场可笑的乐极生悲？
晚上，我给余淮打了个电话，相约明天同一个时间去学校拿答案。
我说我很紧张，比高考的时候还紧张一万倍，说着说着在电话里已经有了哭腔。
因为我的脑海中，那个女生哭泣的样子挥之不去，我发现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手竟然会抖，嗓子也因为紧张而变得很痛很痛。
余淮在电话那边安慰我说：“别怕，明天我在你旁边壮胆儿，要是不高兴就掐我胳膊，往死里掐。”
我始终记得，他那时候对我讲话的语气多了一层平时没有的亲昵，还有一点点放肆。
他问我：“你胳膊上的对号没有洗掉吧？”我说：“没有。”余淮就笑了，说：“我也没有。”
他说：“这就对了，还有我呢。”
我忽然就不怕了。
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高考结束了，它都不会毁了我的人生，因为我本来就没太大多可能考出很好的成绩。
但是随着它的结束，还有些更美好的人和事情在等着我，比如余淮的语气，那到底预兆着什么，我可能知道，却不愿意想太深，生怕透支了那重喜悦。
虽然他还什么都没有说。
我说过我会等。
领答案的时间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我和余淮约定的时间在九点半，他说半个小时内肯定该领的都领完了，那个时间不用排队。
可我的手机没电了，早上闹钟没有响，齐阿姨来叫我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
我连忙给手机充上电，跳下床去洗漱。我爸告诉我不要慌，吃个早饭，他会开车送我去领答案。
他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拎着书包叼着手机冲出了门。
我在路上给余淮打了好几个电话，想告诉他我会晚到一会儿，可是他都没有接电话。
我冲到收发室的时候已经十点十五分了。我拿好答案，在表格上签好自己的名字，看到余淮已经签过了，于是再次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还是没有人接。
我坐在晚秋高地旁边体育馆的树荫下等了很久。
我们种的那棵树居然顽强地活着，我在高考前最后的复习阶段时常会跑去轻轻地摇动一下它的树干，发现它扎根扎得很稳，没什么好担心。真好。
手中的答案迟迟不敢翻开。手机本来就没充满，只剩下一点点电，我不敢乱打电话，怕他打回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我最后发了一条短信，说我在晚秋高地。
刚发出去，手机就没电了。
我猜余淮也睡过头了，像我一样；转念又想到，名册上已经有他的签字了。
但是也有可能没带手机啊，所以才找不到我的。我想。
所以我不应该着急。他答应我要陪我一起对答案，他就一定会来。
我的屁股都坐麻了，晒得头晕，只好站起身回教学楼里躲一躲。
我在收发室门口，看到徐延亮正在拿着我们班领答案的签名册进行核对。
“欸，耿耿，”徐延亮朝我笑了一下，“你已经领了对吧？嗯，我看一下，那就还差三个人没有拿答案。”
“你看见余淮了吗？”
“他早就走了，”徐延亮说，“他九点就领了答案，我们一起对了一下，他看得很快，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呀。”
“出校门了？”
“当然，我看着他打车的，”徐延亮诧异，“怎么了？”
没怎么，我摇摇头。
那几天的事情我真的记不大清了。
对答案没什么好怕的。我坐在家里很快就算出了总分的范围，出乎意料的好。我爸不肯相信，非要拿着我自己做的那份答案去学校再让张平帮我估一遍，还把我默背着写下来的英语和语文作文都拿到他认识的市教研员那里去估分。
结果估算出来依然不错，比去年的重点本科线高出好几十分。
我爸妈小心翼翼地琢磨了很久，在给我报志愿的问题上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招生会去了无数个，我爸把脑子里还记得的那点儿博弈论的知识都用上了，我只是无动于衷地坐在家里。
他们问我自己想去哪儿，我说都行。
只要是北京。
谁都不知道余淮的情况。我问过朱瑶，也问过徐延亮，没有任何人听说过。
上交志愿表的那天，我走进张平的办公室，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将表交给他，然后一直站在办公室角落等着他身边叽叽喳喳的家长和同学们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散去。
他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将志愿表理了又理，临出门才看见我。
“耿耿，你怎么没走？”
“张老师，”我努力让自己不要显得情绪太激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余淮去哪儿了吗？”
张平垂下眼睛。
“余淮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