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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就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自我感觉很聪明，实际上却非常愚蠢的女人。
慕绥新原妻贾桂娥在法庭上。11月13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沈阳，表面上看“对阵的双方”都显得漫不经心。专案组似乎埋下头来继续深入地查办马向东的案子；而慕绥新呢，该出国照样出国，该治病照样治病，似乎与专案组毫不相干。
但是事实上，双方的心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都在等待着短兵相接的那一刻。
慕绥新后来虽然因病辞职，可他并没有闲着。当他遇到这次人生最大的危急时，又像以往那样，去找顶头上司讨个说法，其实就是探探领导口风。他走上仕途，特别是当上高层领导之后，每每遇到重大的人生起伏需要裁决时，他都到相关领导那里讨颗“定心丸”，从领导的态度与口气里寻找方向。尽管这次他的处境与以往不同，而那位女包公拍了桌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什么说法，到时候组织会给你一个说法的。这种口气，这种说法，是他人生第一次碰到，他摸不到一点动向。从那天开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飘飘荡荡，他脑子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他在反反复复
地思量： 自己这是怎么了？马向东案会不会牵扯到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么？祸患是怎么酿造成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精神的需求？当然，他那时考虑最多的是谁能救他？他应该怎样摆脱危机？
他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一时一刻都没有减弱。自打他感到危急逼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料理后事，做到“水不来先垒坝”了。他已经作了减少震动的“三部曲”： 首先把贪婪的女儿、女婿送出国以减少后顾之忧；其次他已经转移证据与赃款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再次他已经与相关人员订了攻守同盟，使专案组查无实据。论理说，剩下的只需要充分表演，他也完全可以凭借政绩市长的牌子，把涉及他的事情一推六二五，高枕无忧了。可是，他的心理还不托底。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压力与危机感却越来越大，虽然党中央与中纪委下了决心，继续深挖马向东的腐败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但慕绥新和马向东不同，他上在一些领导心目中属于能干的干部，下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岂能随便惊动他？即便中纪委下决心动他，可主攻目标突不破，这一切也都等于零。他如果坚持不开口，或者漫无边际地不谈主要问题，那又怎么收场呢？作为“慕马大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件事真的不了了之了，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韩勇无疑将承担很大的责任与风险。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案件虽然是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也从兄弟省市抽调了许多骨干办案力量，但实际上是吉林省纪委在第一线拼搏。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2）
韩勇在思考，分析着慕绥新的一举一动。其实慕绥新所有的举动都没有逃出专案组的眼睛，他的一系列销赃举动已经说明他有很大问题。但是，怎么对待慕绥新？用什么办法使他开口？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那些日子，专案组成员们几乎茶饭不进，昼夜无觉。猛然间，他顿悟了，那就是“低调、稳妥”，这是中纪委副书记，是慕马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于是，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的战术是不先正面与慕绥新交锋，那样弄不好反而会打草惊蛇。现在能做的是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双管齐下。明的是与刘涌有牵连的素有“沈阳女包公”之称的民主人士、沈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暗的是把贾桂娥秘密控制起来，选择她作为第一突破口，突破贾桂娥。
这时专案组又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 政绩市长慕绥新的原配妻子贾桂娥失踪了，慕绥新还把女儿、女婿事先都送出国了！
于是，中纪委专案组当机立断：“两规”贾桂娥！可是此时贾桂娥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专案组有些急了，立即责成省纪委认真查找。省纪委动用有关力量，把贾桂娥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没有贾桂娥的影子。出境的海关也没有贾桂娥的记录。最后总算才打听到贾桂娥在北京。于是，11月20日三辆车连夜进京，又费了很大劲儿总算找到了她。可是怎么劝说她都不来，直至下了通牒，贾桂娥才不得不回来。她一回来，专案组就宣布对她“双规”。
贾桂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关口去北京？是要神不知鬼不觉转移证据与赃款？还是水不来先垒坝，求助大领导帮忙？
时光流逝，两个女儿不断长大，慕绥新不断升迁，贾桂娥的职务也不断升腾，她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成为国家干部。当然她当干部的履历也是从慕绥新发迹那天开始的，从三冶建筑公司工程科的普通科员一步步成为副科长、科长。当慕绥新来到沈阳之后，她摇身一变，又成为三冶驻沈阳办事处办事员、副主任。到她1997年退休时，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
她这些年都是借了慕绥新的光，似乎也算“夫唱妇随”了。其实，她除了眼界开阔外，别的没有什么提高，或者说提高不大。如果非要说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倒不是她的地位水涨船高，而是贪欲越来越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在她心目中慕绥新越来越有价值了，越老越值钱。
当然，她的这一点点进步也是在不断地争斗中，在不断地享受权力晋升的好处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家里的争闹吵斗伴随着国家的变化、慕绥新地位的变化，也经历了“三大演变”： 贾桂娥在家里的地位从最初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家里的绝对权威逐步到关心慕绥新的前途，在家里“平分秋色”，最后她终于失去了控制，却决不肯放弃利用慕绥新的影响充分享受物质文明。
他们刚开始蜗居在那个３２平米小房子时，老婆哭孩子叫，话题的内容只有一个，争吵的内容非常现实。她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不爱听慕绥新高谈阔论，那些与她不搭界，她作为一个女人，也不想知道什么天下大事，她只关心鼻子下那张嘴。
那时慕绥新几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了，因为他当成精神支柱、并引以骄傲的那些东西被贾桂娥击得粉碎，击得最后连辩论的依据都找不到了。这种痛不是热血涌流快意的痛，而是针尖在心包上反复扎着的痛。这种刺激激发了他本能地反抗，他挣扎着说： 你，你叫我说你什么好？你到底是少念了几年书，有些事你不懂。
她不屑一顾地说，你是多念了几年书，可念到哪里去啦？我看你是陷到书中爬不出来了，念书多当饭吃了？当水喝了？你再看看你住的地方，狗窝！你看看你的孩子，乞丐！连一个好幼儿园都送不进去，你在家里还有什么权力吹牛？老老实实躲到那些靡靡之音里自我陶醉去吧！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3）
她还会鼻子一哼说： 你清高，你以为你是谁？你看看这是什么时代？是伟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人是老大，你懂吗？你那点清高，你那点自尊心不值钱了！知识分子为什么排第九？前边又为什么加个“臭”字，叫“臭老九”？这是说你们迂腐、穷酸，是发臭的皮毛。你们只有依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才有希望。否则，你们一事无成。慕绥新没有想到她能说出具有那么大杀伤力的话来，并且说得这么质朴，说得这么透彻，堵得他一句话说不出来，甚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心里也曾承认她那个道理，也有过臣服的愿望，只是不愿意在她面前低头罢了。
这时候的慕绥新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他认为自己婚姻的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共同语言。贾桂娥一直认为他没有出息，就知道玩，没有尽到丈夫责任与义务。为此，没少向老婆婆反映。她这么一闹，慕绥新有苦难言，也给贾桂娥带来了两种恶果，一是她伤了慕绥新的自尊；二是促使慕绥新有了外心。
进入２０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重视思想斗争转移到改革开放，重视发展生产，重视科学，重视人才上来。当然，贾桂娥的兴趣伴随着慕绥新的升迁也开始转移，她那倒驴不倒架的声音在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弱，随之而来又多了一份担心，她害怕慕绥新变心，害怕慕绥新不要她。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四十岁的男人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奋斗，正处于人生最成熟阶段。而女人与男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把家庭当社会，而男人把社会当家庭。当男人把更大的抱负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时，女人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家庭上。
她为了拢住慕绥新的心，把闲不住的精力都投放在家里，扮演起贤妻良母的角色。随着他们一次次搬家，她把心思都放到家庭建设上。远的不说，从1989年到沈阳后就搬了三次家。从皇姑区松花街省政府的房子搬到和平区建设厅的中山路嘉环大厦，再一跃搬到沈河区一处更大的房子。随着房间面积一次次增加，环境一次次美好起来，她才发现理家是一门大学问。就说客厅的吊灯吧，在鞍山时她就嫌不好看，走了许多商店都没有相中，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到沈阳去买，就这么个小玩意耗去了她半个月时间。再说买沙发吧，她不是嫌材质不好，就是感到造型不够美观大方，好不容易找到各方面都好的，坐上去又觉得不那么到位，腰部没有落实有点虚，最后还是别人送来外国货意大利真皮沙发，她才了了一份心思。改革开放开始那几年，她要买起衣服来，可以说是疯狂。她可以领上女儿，一天走遍沈阳太原街、中街两大商业区的所有商店，见什么都讲价，见什么都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当然，在那一段时间里，她疯狂购物的潜意识是害怕慕绥新变心。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容貌，她知道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快，开始时拜女儿为师，每天晚上都往脸上贴黄瓜片，贴苹果皮，然后一步步到涂抹外国美容品、法国香水。她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引起慕绥新的关注。
当然，为了引起慕绥新的注目，贾桂娥也开始由注重外表到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也想玩点雅的。为此，她曾恨自己才气不足，也曾专门拜师学艺，专攻水墨丹青画画。你别说那老贾学到最后，尽管属于照猫画虎的临摹阶段，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还真能涂抹出几幅山水画来，并选出两幅挂在家中最显眼处以提示慕绥新她的存在。
当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沈阳市市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家人”时，许多事情已经再也不用她操心了。当她醒过神来也开始追求精神
贾桂娥在美国享受，捍卫自己的家庭安全时，一切都晚了，晚得就连她盯紧自己丈夫的能力也失去了。于是，她变得非常现实，她的兴趣不得不又一次大转移，那就是借慕绥新的势发财。在物质享受中醉生梦死，结果她贪得无厌，成了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4）
时间进入到了90年代，慕绥新仍然不断升迁，贾桂娥不得不关心起慕绥新的进步。她知道慕绥新每一次的进步都丝毫马虎不得，都无比重大，因为她知道慕绥新的“进步”和获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慕绥新的进步已经使家里的生活由温饱、小康而彻底改变到充分享受物质文明。这在她看来是最重要的。虽然她还是不时地胡搅蛮缠，还是不时地与慕绥新吵吵闹闹，可是慕绥新已经懒得与她说话。她说轻了，慕绥新不搭理；她说重了，慕绥新一甩袖子走了，不回家了。甚至有一次她与慕绥新说起平晓芳，慕绥新还打了她，说她俗不可耐。那一刻她心里明白，她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慕绥新了。经过这几十年，她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寂寞的怨妇到小康夫人，最后到众星捧月的贵夫人的转变，这个社会能满足她的一切欲望： 出国、捞钱、找精神寄托、到处听奉承话，到处接受礼品，到处指点江山。她就要像一块干海绵吸水一样，能把这一切都吸进来。那种贪婪就像要把过去的亏空全都找回来似的。她还习惯了在贪婪的感觉中找到自尊。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什么也不问，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