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龙”与“地头蛇”（11）
果然不出所料，腐败的势力不是孤立的。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受到感动之后，不仅感到了党的温暖，也感到了党的强大。按着他的坦率与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把什么都倒出来。但是，他知道他要真的全都说出来，他就彻底完了。而他的理智又无法接受贪官这个事实。他出任市长时，就知道治理腐败很难，或者说治理不了，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怎么配合好组织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自己舍得一身剐呢？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他选择了后者。事后他说，他觉得他在沈阳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极力地想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就是想东山再起，把他头脑中没有展示出来的沈阳形象，再展示出来。无疑，他还是想表明他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干得更好。
他是这样说的： 短短的几个月揭发出来的事实，使我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我不是个好市长，是一个贪官。是党和人民憎恨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朴素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老百姓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谢幕，几个月前，他还在电视上看到他引进的雪佛莱生产线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下线了！他本应该在那个场面中去剪彩。可是，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旁观者。这时候，他才真切留恋地感到当市长真好！可以干许多许多事情。他也不缺钱，为什么还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是他失去了干事业的权力，而他捞的钱呢？却讽刺地成为了一堆废纸，成为了一堆罪证。这值吗？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还是不想失去的。
2001年3月27日上午，当专案组与他第一次谈话的序幕一拉开，双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他以为专案组一定火力很猛，一定抓住他的问题步步紧逼。或者抓住了他的性格的弱点，激发他进攻，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失算了，办案人员只是很程序化地交代了党的政策，几乎什么话也不问了，什么话也不说，言之意外，专案组等着他自己觉醒。
他本来的策略就是进攻，不是防守。以攻为守，这符合他的个性。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但这么鲜明的个性，不是干什么都好，你就拿眼前来说吧，作为一个受审查的对象，无所顾忌可不能算为优点呀！言多必失嘛！
其实，他还是非常聪明的，他认为专案组给他这么大的空间，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让他自由申辩，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既然选择了主动出击，那必须有一个好的造型、好的亮相。他哪里知道想要用剑刺伤别人，耻辱的剑就会刺伤他自己。因为你掩饰了一个错误缺点的同时，就会暴露另一个缺点。
于是，他在平淡的开场白之后，立即话锋一转，借此机会先发制人，把心里怨恨的“死狗”马向东抛了出来。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非常具体，要不，中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调查。但是要分析举报我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与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前，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他们出这样的伪证。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连，写我的举报信。
说到这里时，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前妻贾桂娥已经交代了受贿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共1000多万。紧接着，他又借着说话的兴头，显得大义灭亲，把前妻贾桂娥，以及跑到国外的女儿、女婿都抛了出来。
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有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强龙”与“地头蛇”（12）
他果然高明，理直气壮地以攻为守。是火力侦察？还是真的没有事？他平时收了那么多钱，可以忽略不计，可以一推六二五。他前妻和子女打着他的旗号经商赚了那么些钱，可以轻描淡写，以管教不严，监督不够来搪塞吗？而看他那副激动认真、略显委屈的样子，不像是撒谎与抵赖。越是这样越是令人害怕，因为这说明不是他问题太大想隐瞒，就是麻木不仁了，不把问题当问题了，这两种情况都非常可怕。
果然他在耍花招。他经过一段反思后，曾这样说： 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讲一讲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告诉他。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什么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我回去和她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都说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都退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他就这样说了一遍，认为这已经天衣无缝、非常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还让我说什么？他不说了，专等着专案组人员的反应。
专案组的同志们注视着他，他们也能理解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为什么现在认识问题的水平如此之低。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好好学习学习，因为这也是一所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都怀有一种侥幸心理，跟不上“节奏”，抓不住“要领”。那么，办案人员就有义务根据他们不同的问题，对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补不同的“课程”。
于是，办案人员在第一次谈话结束前，针对非常“聪明”、一点就透的慕绥新，很平静地只说了两句话：“听你所说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不能对你随便采取‘两规’措施？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立案调查吗？”
那次谈话结束了，慕绥新沸腾的心一下冷了，觉得空落落的。甚至觉得哪个地方非常不对劲儿，又说不出来。是自己自作聪明把事情办砸了呢？还是自己真有问题，办案组都掌握了，被戏耍了一番？反正那一刻，他非常懊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他无力地摇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出去。
这是一种非常不成功的开始。他又回到了那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他想不明白，他的境遇，难道真是自己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的恶果？
他人生中很少防范，这使他吃过许多苦头，但是得到的更多。他的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上级对他容易相信。他知道对上级，也没有必要去点头哈腰。他们要的是政绩，是安定团结、是经济发展，上级看到这些比什么都高兴。当然不同的上级的需要也有所差异，但是政绩是真家伙，别的再多，也没有政绩使人腰杆子更硬。
对下级说什么？他历来认为对下级不要客气，你要客气了，他们就会给脸往鼻子上抓。他喜欢谁，信得过谁，就对谁说句“你他妈的”，这是他对下级最有感情、最不见外的语言了，他觉得这是人间最动人的语言。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什么贿赂，那是人情往来，他不能不讲感情，他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满意。
现在他这样与中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是一种人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这样，都站在同样一条不怎么样的起跑线上，甚至连老百姓都认可了。在老百姓眼里有三种官，一种是两袖清风，对老百姓鞠躬尽瘁，这是好官；二是边出政绩边贪的，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也算好官；三是老百姓最恨那些拿着国家俸禄，不干事的官，而且这样的官大有人在，活得非常滋润。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隐瞒，这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不适应。平时他虽然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
“强龙”与“地头蛇”（13）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强权毕竟不是真理，“单边主义”也决不是永恒的法则。因为他现在被关在这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失去了喝令三军、指点江山的能力，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
“润滑油”与“防锈漆”的演变（1）
在中国习惯把接受送礼称为“润滑油”，因为送礼能办成许多无法想象的事情；把杜绝送礼称为“防锈漆”，因为涂上“防锈漆”，成了清高孤傲、没有作用的代名词。
慕绥新比较赞赏“润滑油”的说法，但他也不反对涂“防锈漆”。他说“水清没有鱼，山光没有兽”。他非常怀念他成长的年代，那个年代强调思想革命，每个人又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防锈漆”。人与人的感情非常纯真，几乎没有腐败，原因是我们太穷了。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往往因为拿了一张纸，一瓶钢笔水检讨；甚至什么也没有拿，只是大脑里偶然冒出那么一点欲望，好家伙！也得进行斗私批修。
为此，他曾形象地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一台“机器”。他说，如果我们这台机器只涂“防锈漆”，保养得可能不错，可是转动不起来，就窒息静止了；而只要浇上“润滑油”，就会飞快地转动起来，产生巨大的效应，推动社会前进。
他也曾自我比喻。他说比方我吧，本来有治理一座城市能力，可是我清高孤傲，坚决不给任何人送礼，不做必要的“感情投资”，结果就可能没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怨天尤人空度一生；我送了一点礼，搞了一点“感情投资”，当了一市之长，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给许多老百姓造福了，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和感情，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幸福比，你说哪个大？再说了，我们社会都发展到今天了，那点小礼物算什么？
为此，他得出一个理论： 不要反对“润滑油”，也不要杜绝“防锈漆”。关键在于人、在于理智控制。有些时候有一点“润滑”，有一点“感情投资”，无论是对事业，还是上下级关系，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因为他毕竟能推动社会前进。
然而，他没有想到： 当一个人有了第一次“润滑”之后，就像第一次进“赌场”，第一次吸了“毒品”一样，它会有瘾的。还会有第二次“润滑”，第三次“润滑”，结果越滑越快，越滑越远，最后理智再也控制不住下滑的趋势，直至掉进山涧摔得粉身碎骨……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说法，说1979年是大学生的春天。
当改革大潮涌来之时，中国的官场上也曾“青黄不接”，老的都老当益壮在第一线，新的还没有培养起来，而改革开放需要千千万万有知识、有科学头脑带头人。所以昔日人们不屑一顾的老大学生们，一时也变得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了。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开始哄抢大学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充实到机关重要岗位上去。言之意外，慕绥新是那个年代被充实上去的。我不否认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策，我也不否认从广义上讲，慕绥新是那股大潮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在这里我要阐明的是慕绥新之所以能成为高级干部，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沾了那个时代的光。
慕绥新的家庭出身及早年接受的教育，都决定了他非常清高，是个讨厌送礼，不送礼的人。不客气地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送礼的人瞧不起。但是多年的基层生活，又使他非常理解送礼的人的心情。因为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整天呆在宣传队里，贾桂娥不知是怕他被漂亮的女孩子勾去魂儿，还是从心眼里反对他蹦蹦跳跳，曾无数次骂他不务正业，劝他多到领导家走动走动，他不言不响坚决抵制。为此，有一次慕绥新的母亲来看他，贾桂娥还向老婆婆告了“御状”，母亲也曾劝他，别太贪玩儿，有家有口该收收心了，别再蹦蹦跳跳了，把心用到正经地方。
纵观慕绥新整个人生轨迹，他从送礼到收礼经历了两个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他还是小人物时，他看见有一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