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里见过她？”
“我工作的地方。”
“本月13日晚间你见过她吗？”
“见过。”
“在哪儿？”
“等一等，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希望插入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一切都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
“我建议继续问下去。”迪林道。
“这还不够，”梅森道，“你们正企图将格拉米斯·巴洛作为卡特·吉尔曼的同案犯一起审判。我是卡特·吉尔曼的律师，我并不代表格拉米斯·巴洛，我也没有准备问那些提供的证词可能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这次罪行的证人。我认为她有权得到自己的律师。”
“我也这样认为。”奥尔沃德法官说。
“等一等，”伯格站起来嚷道。“在法庭裁决这次反对意见以前，我要说明，起诉方认为，卡特·吉尔曼杀了维拉·马特尔，他把马特尔的钥匙做了泥模，用泥模做了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在13号晚上格拉米斯怀着某种目的去了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用被告给她的钥匙迸了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去找寻某些罪证文件。
“谁的罪证？”奥尔沃德法官问。
“格拉米斯·巴洛和卡特·吉尔曼两个人的罪证。”伯格道。
“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认为这是地方检察官最异想天开的推测了。如果格拉米斯·巴洛为了获得一份证明她有罪的文件而进了那间办公室，那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
“不只是用卡特·吉尔曼给她的钥匙打开了这间办公室，”伯格道。“而且为了证明他们有共同目的和合作，我们还可以证明在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里发现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到处都是，并且这间办公室和洛杉矶的办公室都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那个人把文件从文件柜里拿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显然是疯狂地搜寻某个文件。”
奥尔沃德法官显然被伯格的话打动了。
“检察官是否可以证明指纹是何时留下的？”梅森问道。“你能证明这些指纹不是在维拉·马特尔死前留下的吗？”
“时间并不重要。”伯格厉声说。
奥尔沃德法官吹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在一间公共办公室，检察官先生，在向公众开放的办公室，公众是受到邀请而来的，指纹不一定就是罪证，除非能够证明指纹是在公众不在的时候留下的或与某种罪行有直接联系。”
“那么，这个人已被证明是将他杀害的人的尸体用他的汽车运走的呢？”伯格抗议道。
奥尔沃德法官皱了皱眉：“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先生们，”他说。“我曾经对地方检察官使用的方法感到不满，但是鉴于他最后的陈述和这个证人可能提供的证词，我开始看出他的全盘计划，可能符合容许的公诉人战略。”
“我仍坚持那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梅森道，“直到地方检察官首先证明得自被告的钥匙和格拉米斯·巴洛寻找的文件是共同罪证。”
“我倾向于认为，鉴于现在证据发展的情况，”奥尔沃德法官道，“这样证明犯罪动机是允许的。但是，我要对起诉方说，就象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起诉方已经造成了一个有初步证据的案件。如果他想继续证明许多细节，如动机等，他将为被告方证明那些事实创造机会。
“我还要指出，如果那些将成为高级法院中本案组成部分的事实在此刻进入本案，如果以后被告能够利用其中任何一件事实推翻起诉方的推测，那就会削弱起诉方的案件。
“企图证明太多的事实而在其中一部分上失败，可能象企图证明的事实太少同样致命。”
“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伯格道。“我要在法庭面前获得这一事实。我要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我要获得他们对本案的证词。我愿意试试看，是否本案的诸多因素中有什么会使我丢脸的。”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说，“但是，我希望你先说明你期望这个证人证明什么。”
“我们期望证明这个证人认识格拉米斯·巴洛，他在拉斯维加斯多次见过她，他能肯定地指认格拉米斯·巴洛是他见过的那个偷偷摸摸走出维拉·马特尔办公室的年轻女人。
“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并不设在写字楼，而是在一家赌场的楼上。楼上的房间有些是公寓，有些是办公室。碰巧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正对着这个证人住的那套公寓，那套公寓是他在楼下赌场里作发牌员的一部分报酬。
“我们期望证明这位证人看见了格拉米斯·巴洛从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偷偷摸摸地出来。我们期望证明第二天早上发现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被翻得乱七八糟，文件扔得满地，各种证据证明，这是匆忙搜寻某个文件的结果，搜寻可能是成功的。”
“请问这件事发生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梅森问道。
“时间是晚上9点15分整，”伯格道，“证人听到收音机恰好报出这个时间。请法庭原谅，我们还期望证明在那间办公室里发现了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
“我们修改我们的反对意见，”梅森道，“这一切全凭推测。让起诉方先证明本案被告把钥匙交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吧。”
“我认为在本案的这一阶段我们能够通过推理充分确定这一事实。”伯格道。
“尤其是，”梅森道，“证人不能证明一个人走出房间时的神态是不是偷偷摸摸，那纯粹是做结论。”
“本案不是这样，”伯格厉声道，“有十几件事证明她有犯罪意识；踮着脚出门，向走廊前后窥测，回头张望，悄悄关门等。”
“那么我们来证明这十几件事，”梅森道，“我将对每一件进行提问。但是他不能做结论。”
奥尔沃德法官考虑了几分钟，突然做出决定。“法庭要对这件事进行商讨，”他说，“我要在今天下午和晚上请教几位权威，明天早上10点做出裁决。被告方对明早10点继续本案是否有异议？”
“没有。”梅森道。
“好，”奥尔沃德法官说，“本案在明早10点继续审理。法庭经过商讨后将做出裁决并在明早10时宣布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同时被告仍由县司法行政官拘押。法庭休庭到明早10时。全部接到传票的证人应届时返回法庭。”
13
法庭休庭后，梅森露出紧张思索的神情，对德雷克说：“保罗，我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快。本地区最好的测谎专家是谁？我要用测谎器测验一下我们的人，找出谁在说谎。”
“正合我意，卡特曼·贾斯珀大概最好……但是，测试谁呢？卡特·吉尔曼在拘押中，不经警方和检察官同意你无法把他弄出来。格拉米斯正在作为重要证人受到监护……”
“我想的主要是南希·吉尔曼，”梅森道，“这个女人是个谜。这个人太沉着，太高雅，太性感，而一切都表现为一种优雅的姿态。真是高深莫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在想什么，除非打破她表面的那层壳。”
“好了，你要我干什么？”
“请卡特曼·贾斯珀到你的一间办公室去，装好他的设备，准备好测谎试验。”
“你要试南希·吉尔曼？”
“不错。”梅森道。
他转向德拉。“德拉，请你找到南希·吉尔曼，请她来我的办公室，说我要和她谈谈。”
德拉点头。
“陪着她，”梅森道，“马上到我的办公室，等着我。”
德拉走后，梅森转向德雷克说道：“你给卡特曼·贾斯珀打电话，请他来，我也许要给你来一次测谎试验。”
“我？”德雷克大吃一惊。
“不错，”梅森道，“你也许是本案的关键证人。”
“怎么回事？”
“那位麦科伊可能是全案的关键。他将宣誓说他看见格拉米斯·巴洛在9点15分走出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而你说格拉米斯玩老虎机玩到9点11分。她不会有时间去维拉的办公室，开门进去，翻来覆去地搜，并在9点15分离开。”
德雷克说：“请记住，那是在她冲出去坐上出租车以后，我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可是，”梅森道，“你给我打过电话，我让你去看史蒂夫·巴洛，而你在那里看见了她。”
“这当然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
“有多长一段时间？”
“那是……她去了三刻钟。”
“可是在9点11分以前她还在玩老虎机？”
“9点11分以前她确实在玩老虎机。”
“你会不会把时间看错？”
“不会。除非我看错了手表。”
“得了，如果你连表都能看错，你这个侦探是怎么干的，”梅森道，“当你走上证人席时，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你在9点15分时盯着她了吗？”
“我看着她玩老虎机从8点40分到9点11分，”德雷克道，“然后我盯着她坐的那辆出租车直到9点12分。”
“这样好点，”梅森道，“肯定是的。现在你去打电话，请卡特曼·贾斯珀在你的办公室装好设备。我去让德拉陪着南希等着，直到我知道测谎准备工作已经做好。然后我回我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对她进行测谎试验。”
“事实真相是什么？”德雷克问。
“事实真相，”梅森说，“是她必定认识维拉·马特尔。”
“而马特尔利用她过去的某件事来讹作她？”德雷克问。
“那必定是讹诈事件的某个新情况，”梅森道，“伯格正在改变策略，就让我们处境困难。但是，正如奥尔沃德法官指出的，他们制造了一个有初步证据的卡特·吉尔曼案件，时间也相当久了，他必定不能摆脱谋杀罪名，除非我们能在今后几小时内想出办法，准确地查清出了什么事，而且证明他无罪。”
“你永远也不能在这些证据面前证明他无罪，”德雷克道，“自从他去找那个锁匠复制维拉·马特尔的钥匙那时起，他就输定了。锯末那个证据只是糟透了，但是这几把钥匙可让他无法挽救了。”
“我知道，”梅森道，“可是有个人能把他弄出来。”
“谁？”
“汉米尔顿·伯格。”
“你疯了？”德雷克问。
梅森摇头。汉米顿·伯格太急于搞一个案子，把我的两个当事人一网打尽，让他们永远脱不了身，这使他看不清当前的局势，一旦他在本案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出错，奥尔沃德法官就会把他的案子全盘推翻。
“他可能在哪里出错呢？”
“格拉米斯·巴洛私闯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这件事。”
“啊，佩里，”德雷克道。“这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麦科伊和我都可能弄错时间。”
“你好象他妈的很不肯定。”梅森道。
“我肯定，好吧，”德雷克道，“但是时间上很容易出错。你过份强调时间因素的结果可能使麦科伊怀疑自己，他会说，‘好吧，我以为是9点15分，但我可能听错。我想也许是10点15分。’”
梅森道：“你必须肯定自己，在时间问题上绝不能动摇，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一点线索了。”
“什么线索？”
“但愿我知道就好了，”梅森道，“忙起来吧，把卡特曼·贾斯珀请到你的办公室。如果你请不动他，那就另找一个好的，但是要尽可能快，还要装上设备。”
14
梅森打开门，看到南希·吉尔曼极不耐烦地要走，德拉正极力说服她留下。
梅森开门时南希已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德拉站在她与门口之间劝说，“肯定他就回来，这件事很重要，吉尔曼太太……”
梅森道：“诸位好，请坐，吉尔曼太太。我有几个问题。”
南希用她那具有超级磁性的微笑表示给他面子，然后突然严肃地说：“我自己也有几个问题，梅森先生。”
“哪些问题？”梅森问，然后把手表悄悄向德拉晃了晃，暗示他在拖延时间。
“我不想让格拉米斯象罪犯那样被关在牢房，仅仅因为他们要她作证人，”她说，“有没有办法保释？”
“一定可以。”梅森和蔼地说。
“那为什么不去做？”
“因为现在我不想同时代表她和你丈夫。”
“那我们再请一位律师代表她。”南希坚决地说。
“对，”梅森道，“这是我要和你谈的一件事。请你为她聘一位律师。”
“我认为这个案件对公理来说简直是一出闹剧，”南希说，“那个哈特利·埃利奥特具有高度道德，他唯一的错误是忠于友谊，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