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中写道：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内部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写得更明确：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不过，这谈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满着讨价还价……“顾祝同—周恩来”西安谈判，谈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是从三月开始国民党给红军军饷接济。这三件事能够谈成，也算不易。不过，毕竟只是一些细节而已。
即便是细节小事，却也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顾、周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蒋、毛之间的讨价还价。
蒋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规定了“底价”：“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毛泽东三月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底价”：“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也就是说，蒋介石“开价”：红军改编一万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泽东“还价”：红军编五万人，“力争超过此数”。顾祝同要服从蒋介石，周恩来要服从毛泽东。顾、周之间讨价还价，毛、蒋之间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算谈定了个双方认可的价：红军改编三个师，即两万两千五百人，比蒋介石开的价高，比毛泽东开的价低。每一项谈判，都如此这般，讨价还价着。所幸，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不论顾祝同还是周恩来，都对讨价还价充满着耐心。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及：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这样，国共谈判也就接着升级，由“顾祝同—周恩来”升为“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地点也由西安转到杭州。国共谈判消息传出，各界猜测纷纷。竟有传闻，蒋介石任命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这消息传进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电毛泽东：“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毛泽东见了电报，大笑不已。他怎么可能去当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省主席？！毛泽东于翌日，当即复电李富春：“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刚刚给李富春发了辟谣电报，又从彭雪枫那里传来“新闻”：蒋介石要派毛泽东出洋！彭雪枫原任红军师长，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驻太原阎锡山处。在那里，他听到道路传闻，便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毛泽东于四月一日给彭雪枫发了电报：“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种种传言，表明了人们对于国共合作前景的关心，表明了人们对于毛泽东前途的猜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既然蒋介石愿意跟周恩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同意了周恩来前往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事先拟好了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交周恩来带去。
三月下旬，周恩来风尘仆仆乘飞机来到上海，先见宋美龄，把十五条意见交给了她。这样，当周恩来翌日飞抵西子湖畔时，蒋介石已经事先知道了毛泽东的意思。这一回，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显得颇为高兴——三个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来见面的时候，是那般的尴尬。不过，周恩来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给蒋介石这位黄埔军校的老校长留下很深的印象。关于这次“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四月五日有过一份近五千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书记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用引号标明的，均引自这一报告）。
蒋介石见了周恩来，对中共说了一番好话。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这样的话，出自“剿共”领袖蒋介石之口确实难得。
蒋介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中共中央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而易见出自周恩来的笔下。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这么写及蒋介石的谈话：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周恩来还写道：蒋介石“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方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周恩来以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因为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
周恩来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表示中共可以负责起草纲领，可以写上“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周恩来甚至还表示，“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他早就梦寐以求成为中国的总统。
怪不得聪明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
但是，中共采取拥蒋立场显然是有条件的。于是，周恩来开始陈述中共中央书记处那十五条……这样，蒋介石和周恩来在谈了“理论性”问题之后，双方又开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军队依然是讨价还价的核心。这一回，中共“提价”：“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四万余人。”这数字高于西安谈判达成的两万两千五百人——虽说尚低于毛泽东最初“开价”的五万人。蒋介石则“还价”，连声对周恩来说：“四万人太多了，最多两万。”也就是说，蒋介石“杀价”一半！如此“开价”、“提价”、“还价”、“杀价”，使国共谈判充满戏剧性！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来到延安那简陋的黄土机场，不时望着天空。
一架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徐徐降落，扬起满天黄尘。穿着一身飞行服的周恩来，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的手，才和蒋介石握别，又和毛泽东握会。
周恩来把来自西子湖畔的信息，带到了延安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刚刚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如今，又聚集在窑洞里，听取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他作出了重要判断：“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那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和蒋介石谈判，必须把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于是，四月五日，由周恩来执笔，毛泽东改定，发出了那份长长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既然蒋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国共共同纲领，毛泽东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于四月七日、二十日两度开会，进行讨论。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内的地位得以巩固。他的政敌张国焘，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给了张国焘以沉重一击。
张国焘、王明对于毛泽东，犹如汪精卫、胡汉民之于蒋介石。不过，此时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只是动摇了，并未彻底垮台，犹如汪精卫此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张国焘，国民党“一全”大会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卫，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蒋介石，又都被毛泽东、蒋介石所战胜。
张国焘和汪精卫此后的命运；又是那么相似：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去了；汪精卫则背叛国民党，投奔日本，当汉奸去了……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开，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论述了“帽子”问题：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毛泽东接着又说及了中共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携手：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
一向喊惯了“打倒蒋介石”，以至把蒋介石喊成“蒋该死”，如今一下子要“拥护蒋委员长”，要“服从蒋委员长”，许多中共党员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一长达万言的文件，向中共党员们解释了种种关于国共合作的疑虑，诸如是不是“共产党的投降”等等。这一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这一回，周恩来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于是，国共之间接通了“热线”……既然中共拟出了国共共同纲领草案，周恩来也就决定离开延安，再晤蒋介石。
四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由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那天，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里，一片紧张气氛。电台台长林青不断和延安联络，因为周恩来未能按时到达西安，会不会半途出了意外？这时，延安也一片紧张。因为延安已经得知周恩来半途遇险，已派出了骑兵救援，尚不知详情如何。已经迁入延安北门内凤凰山下凤凰村窑洞的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关于周恩来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延安产生疑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花招？那天，周恩来在副官陈有才和中央警卫营两个班战士等护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辆大卡车，从延安朝西安前进。
离延安四十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有一极为险峻之处。笔者曾踏勘过那里。那是陡峭的峡谷，公路从中间通过。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约莫二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显示了他的沉着、坚毅，他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指挥战斗。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纷纷跳下车来，拔枪还击。无奈，周恩来他们所持大多是驳壳枪，何况是仓促应战，又身居谷底；对方则使用机枪、步枪，地势又极其有利。在战斗一开始，大批红军战士已倒在血泊里。
周恩来见右壁无敌，迅即率领战士弃车向右侧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