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辞，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2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内中首次公布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内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不加遮掩的。原文如下：
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李一氓在去世前回忆此事，心情颇为沉痛。他说：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尸体横七竖八，布满皖南山间。雨仍不时地下着，冻得战士们手心冰冷。叶挺指挥部队几度突围，均告失败。叶挺在十一日致电毛泽东：“突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惟士气尚高，只好固守一拼。”鉴于项英临阵动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日发来电报，指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毛泽东在十二日给浴血苦战中的叶挺、饶漱石发来电报，“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饶漱石，那时在新四军中只是作为叶挺军长的朋友出现，化名梁朴。其实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目击，在十四日早晨，“军长的朋友”梁朴前来找叶挺，密谈了一阵子。事后王聿先才知道，正是这次密谈，他们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经叶挺、饶漱石决定，派出两名参谋持叶挺名片，前往附近国民党五二师师部联系谈判之事，以求争取时间，减少损失。这时，叶挺手下大约还有两千人。十三日的战斗，格外酷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负伤阵亡。十四日傍晚，响了一天的枪声，稀疏了。这时从山下传来喊声：“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叶挺命令暂停还击。于是一位国民党一○八师副官处长，带着一个排上山来了。那位处长见了穿黄呢军服的军官，便知是叶挺军长，连忙敬礼，说明来意。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随来人下山，去见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叶挺一去，便遭拘捕。十七日，叶挺被押往上饶，关入李村监狱。随同叶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则被关入上饶七峰岩监狱。据王聿先回忆，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叶挺生病，宪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脚镣，带他到李村监狱给叶挺看病。王聿先见到叶挺时，落下了热泪。
叶挺面目消瘦，须发很长，但墙上有着他用木炭写的两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此后不久，叶挺“失踪”。叶挺到哪里去了呢？一九四一年冬，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阳翰笙看了字迹潦草的信，才猜出这个“夷”是叶希夷。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从笔迹、信的内容，阳翰笙断定这确实是叶挺写的，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后来才知，叶挺在囚室中事先写好这封信和一张条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说要入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条子和五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条子上写着，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见了此条子，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见了此条，把信寄出……
至于叶挺会把信寄给阳翰笙，是因为一九三九年，叶挺到重庆时，阳翰笙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纪录片《战地特辑》。他和阳翰笙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相识于广州，那时周恩来是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则是政治部秘书。他正是考虑到阳翰笙在重庆目标不算太大，而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把信寄给阳翰笙……
叶挺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从上饶李村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二号。此后他又被转往重庆郊区、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叶挺在狱中度过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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