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面对历史而沉思着，我的书斋也因此取名“沉思斋”。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早在一九九三年元旦所载我答记者问《叶永烈笑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文中，便已谈及：“全书共十二章，约四十万字。”如今，按原计划写了十二章，而总字数却大大超过了。确实，《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内容非常丰富，即使写成一百万字，也还“紧巴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与“红色三部曲”的前两部不同。前两部写的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及当代史。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时间跨度那么大，给写作带来的困难，比前两部长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作更为广泛的采访，包括国共双方的人物——而前两部书的采访，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写作时，绘制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曲线”，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波峰”和“波谷”。这起伏的曲线，既是中国现代、当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也是全书情节起伏的波澜。由于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能不采取详略结合的方法。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和蒋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详写。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交往的四十三天，写了五万字。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后至他俩去世，漫长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写了两章而已。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的交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徜徉于历史的文献之中，从雪泥鸿爪中加以细细考证，终于写成本书的第一章《最初岁月》。
世上有“比较文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政治学”，以至有没有“比较领袖学”。本书着眼于比较，即处处、时时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加以比较，比较他们的策略，比较他们的品格，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辈子都是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处心积虑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只有用比较的目光、比较的手法，才能写好他们，才能写好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正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领袖学”，我感到艰难，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观点和手法，才能创新。
内中，我设计了三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对话”，即如何看待西安事变，如何看待皖南事变，以及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新年对话”。这样的“书面对话”，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用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原话。这三场“书面对话”，正值历史的关键时刻。设计这样的“书面对话”，也正是出自“比较政治学”。
在中国大陆，历来对于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历来俯视毛泽东，仰视蒋介石。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两人之中，相对而言，写蒋介石难于写毛泽东。我采访过毛泽东多位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的评价也有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依据。对于蒋介石则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来对他作出评价。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仔细查考。我认为，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至于毛泽东，既写他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赫赫功绩，也写他晚年“左”的严重错误和他的经济失误。
值得提到的是，诚如大陆称“汪辜会谈”而台湾称“辜汪会谈”那样，国共双方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提法常常不同。例如，毛泽东称“皖南事变”，蒋介石则称“新四军事件”；毛泽东称“淮海战役”，蒋介石称“徐蚌会战”……也有双方相同的，如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细细分析，内中颇有文章。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把他抓起来，当然是“事变”；而“皖南事变”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突袭新四军，当然是“事变”，蒋介石则只称“事件”。同样，“战役”与“会战”之间，也存在词义的差异。只有“国共”一词，在国民党强大、中共弱小的年月叫惯了，总把“国”放在“共”之前，以致后来“共”远远强大于“国”时，仍沿用“国共合作”、“国共会谈”、“国共两党”、“国共关系”之类名词，没有改为“共国”。
在写作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时，由于还要完成电影剧本及其他作品，以致本书的写作时停时续。本书前三章是手写的，自第四章起改用电脑写作。最初，用电脑每天只能打一千字，而且一边构思，一边要顾及键盘，还要不时地去想那个“码”，甚为吃力。到本书完成时，我用电脑的写作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手写。从这本书开始，我便一直用电脑写作了。
叶永烈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改定
二○○二年五月三日，补充
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