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力。宪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机制。但这还不够。只
有当真相可以对权力说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奏效。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出版
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能使公民保护自己不
受权力滥用的践踏，并用司法分支行使这种保护。这是开国之父们创建的开放社会。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会理解其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
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
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也就是说，民主的价值作用 是有条件的，要看选民是否执意追求真理。在这
一点上，美国民主目前的表现不如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依赖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
性，需要重新自我验证。但是远超过手段价值外，开放社会还有内在固有的价值，
就是个人的自由，无论开放社会兴衰与否都同样适用，比如在前苏联。
当然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公众利益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存。
再有，个人自由的内在固有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中国就不是普遍
得到承认，那里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是2008 年奥林匹克开幕式上表现
出的明确信息。它显示，在准确的时刻准确地按照指令，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可
使一个巨大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做出极好的壮观场面。
随着美国和中国权力关系的变化，个人自由的价值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越发
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讲里谈这个问题。
谢谢。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今天我想探讨一下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
冲突。我将间接地涉及这个主题，首先介绍一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现象，但
它在我的思维中已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几乎可称之为我的理念框架的第四
个支柱。这个现象就是代理人问题 （agency problem）： 代理人理应代表其主体的利
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代理人问题
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分析过，但完全是从合同和经济刺激（incentives） 的角度，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
象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只受经济
动机的刺激。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无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市场被假设为是被无形之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做买与卖的决定时
无需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应对市场价值有任何有形可见的影响。
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条例规定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决定的，因此在代议
制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有代理人的问题。
这样，代理人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则将无法解
决的严重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代理人问题在我的思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我
想先分析一下代理人问题，然后再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矛盾冲突。
现在让我从头说起。我最早接触代理人问题是与所谓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有关。我指的资源诅咒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受腐败或专制政府、暴
动和内战的折磨，致使那里的人们比自然资源较不富裕的国家的人民更贫困，生活
更悲惨。例如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我支持的非政府机构之一 “全球见证” （Global Witness），依据“公布支付”
的口号（ Publish What You Pay） 发起了一个运动，敦促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公布他
们对各国政府的支付。这样人民可以知道和计算政府从资源的所得，并令其负责说
明收入的使用。
于2002 年发起的这个运动有一段有趣的经历。这个主意结果成了一个易扩散的
谬误（fertile fallacy），因为尽管公众舆论可以对大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是夜
逃的操作者（fly…by…night operators） 和住在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大公司不大易受影响和
约束。所以支付总额无法计算。
所幸，这一事业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发起了“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将政府、大公司、和公民社会聚集在一起，建
立对大公司和政府都一样适用的透明度国际标准。签署了此倡议的国家，政府负责
公布收入数额，在尼日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国已见到积极成果。
在分析资源诅咒问题时，我开始重视我称之为“不对称的代理人问题”。根据
现代主权理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代
理人，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从事各种腐败活动。而
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对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过分好，他们
过分到贿赂政府以取得特许。对这种贿赂的心甘情愿的给予和接受，是资源诅咒的
根源。
一旦意识到了代理人问题，我发现它比比皆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代理人
的问题。卡尔。 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张很有吸引力，但是共产主义
的领导人将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代理人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
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人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垮台的原因。当金融策划
者（financial engineers） 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or
CDO） ，将房屋抵押贷款变为证券时； 他们以为是在通过地理分布多样化减少风险，
而事实上是由于将创造和分发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
来，而引进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主体的
利益。
所以代理人问题似乎无所不在。
然而尽管其影响普遍深入，但直到相当近期，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被认识。过去二十年中注意的人多了一些，但仍然
主要是研究合同及经济利益刺激的经济学者。实际上，代理人问题更多的是伦理道
德问题， 而从合同及经济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实更突出了道德问题。确立人的行为
是受合同及经济利益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
这听上去似乎违反常理，正是因为相关反射论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
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无形的手使供求平衡。
无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做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
达，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经说 “钱是闻不到味儿的（money doesn’t smell）”。
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
的余地 – 而缺乏伦理戒律，社会无法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
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这引出了我尚未能解决的、市场价值与社
会价值之间矛盾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同时我也被布鲁斯。 斯考特 （Bruce R。 Scott）
简短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所鼓舞（Springer 杂志， 2009 年）。结果我可能
有了新的见解。的确，我自己都被我得出的一些结论震惊了。
斯考特指出，资本主义被解释错误，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他将此扭曲主要归
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我不这么具体指某个人，而是将其归因
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斯考特还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潜藏着人的机构的有形之
手，即制定条规的政治程序。这里就出现了代理人问题， 也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矛盾问题。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受宪法法治保护。
同时，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
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
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表面现
象容易使人误解。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
矛盾冲突。 但这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80 年代里
根执政时起开始占上风。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化（amoral）：一个人的一元钱与另一个人的一元钱
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
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
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人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
的结果责任不大。非道德化 很容易与不道德（immoral） 混淆。我常常被问道，尤其
是在学生听众中，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
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
量，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
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管辖社会的条规，包括市场机制应
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将自由存在、自我管辖、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
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伦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
政治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当选人应是代表
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其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
这正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是代议制民主中固有的。对当
选的代表提出要求的权力是写在宪法里的，但是当今代理人问题似乎比我1956 年刚
来美国时要严重得多。这是为什么？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复
杂的操纵公众观点的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
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我愿意相信在共和国初建时，民众是真心地受公民道德的引导。所幸，建国之
父们没有把信念过多地依赖于此，而是建立在宪法中的分权制：首创了相互竞争的
利益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即使在我1956 年初来美国时，人们仍然认为应以诚实正直
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我行为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这或许
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 – 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
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是怎样得到的。
我不想被误解。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人的特点，我不想陷入这么
明显的陷阱。我不是说1956 年时政治家们更诚实，或是社会更公正。自那时以来美
国在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平等上已有巨大进展。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
起，在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我所形容的公
众道德的下降，是非常具体地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
应属于的领域。
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定义是，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
面，特别是政治领域。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无形之手会确保资
源的最佳分配。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
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象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
等美德。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第一，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一般
均衡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认定供给与需求的状况是独立存在的，市场的无
形之手继而会将供给与需求导向均衡。这种说法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
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