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利息，日本还有权驻军威海卫直到赔款还清。于是，帝国主义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借款”给国库如洗的中华帝国——借款不但是盘活资本赚取利息从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定会使借款国受到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
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激烈地开始了。俄国驻华代办警告帝国政府不能向英国人借款，否则俄国人“必问罪”。英国公使窦纳乐同时告诉帝国政府，如果中国借俄国人的钱，英国必采劝最坚决的报复措施”。法国的威胁是，如果帝国政府给予了别国利益而不考虑法国，法国就“立刻夺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谁也得罪不起的帝国政府只好请赫德出面，让这个英国人疏通与各国的关系，同时默许了俄国人对中国旅顺口的“租借”。中华帝国的“大借款”，令形同抢劫的帝国主义们都有了收获，其获得甚至不亚于日本人通过战争获得的。
至于《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省一事，由于那个叫做台湾的岛屿的得失与帝国主义们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尽管帝国政府指望各国像干涉辽东一样干涉日本对台湾省的占领，但是帝国主义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1895年日军在台北登陆，直到台南陷落，台湾“义军”的抵抗进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为只要开上这块已经是他们“领土”的岛屿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台湾省的每一座城镇和每一座村庄。而台湾巡抚唐景嵩命令官员和官兵“全部撤出台湾”，自己则在混乱之中脱下官服，与换上男人服装的小妾们一起，混在难民中逃到英国人的轮船上寻求保护去了。台湾岛上，只剩下那些中华帝国的子民们在抵抗了。
后来日本人在记述他们“接收”台湾省的书中这样写道：无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旦出现，附近的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日）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第四章。施联朱：《台湾史略》第179页。）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军在占领台湾省全岛的战斗中一共损失了3。2万人，这个数字占日军侵台部队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想像台湾民众的抵抗是何等的不屈不挠。
日本人对台湾占领并统治了近五十年。
当“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基本平息之后，他们该瓜分中国的土地了。
1898年的一个早晨，几个山东的中国农民把武装登陆的德国人背上了中国海岸。
那天，年轻的德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冯·法尔肯海因正蹲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向弥漫着晨雾的中国海岸观望。在他的身边，是一位熟悉这一带水域同时也熟悉中国人禀性的德国传教士，传教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薛田资。在他们俩人的身后，1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戴着立着尖矛的头盔，蜷缩在摇晃的四条小船里握着枪沉默不语。天色逐渐地亮了起来，海鸥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海面的寂静，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国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滩头砌有高大的石墙，冯·法尔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见了石墙上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拿着火枪向海上凝望。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中国人黑色的眼睛对视了很久，冯·法尔肯海因终于站了起来。石墙后的中国人也站起来，“他们不是在隐蔽处准备射击，而是……由于感到新奇下到滩头上来”。已经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岸上的那些丝毫没有敌意的中国人的平静姿态感到万分惊奇。这时，传教士用中国话向中国人喊起来，接着，岸边的几个中国人下海了。“我用中国话招呼海边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我们背过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德国传教士薛天资回忆，转引自《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孙其海著，华文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1页。）当晚，德国军队占领了中国山东日照县城，捉住了知县。
冯·法尔肯海因的战斗日记记录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人在早上知道了我们来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已经跑光了”。
德国人在中国山东的历史——百年以后的今天在那块民心淳朴的土地上仍到处可见斑斑痕迹。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是帝国主义们全面瓜分中国正式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觉得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多次向中国提出要求，都被帝国政府婉言拒绝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德国：1897年11月1日，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曹州的一次教民冲突中死了。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命令他的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所有村镇，并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德国外交文件》卷一，第15页。）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指挥的德国海军在中国胶州湾登陆。登陆后的第二天，德皇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德国外交文件选译》卷一，第163页。）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大将亨利亲王率领第二支舰队开往中国。
帝国政府向胶州湾中国守将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轻启兵端。朝廷决不动兵。”同时，中国政府乞求“与中国有联盟友谊”的俄国“出面调停”。
与写有中国政府求和内容的文本同时送到沙皇面前的，还有一份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的上奏：“由于山东已成事件，我们决不能失去时机，请立即派舰队占领中国大连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0、185页。）沙皇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令俄国舰队立即开进旅顺口。俄国对此举的解释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保护中国”——而此时，德国政府已经收到俄国政府发来的正式外交通报：俄国人不反对德国对中国胶州湾的占领。
1898年3月，中华帝国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把中国胶州湾和湾内的所有岛屿全部“租”给德国，租期99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发布的命令全文是：“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兹以帝国之名，置该领土于朕保护之下。”（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卷，太平洋书店，民国18年版，第205页。）这才发觉上当的帝国政府派遣官员要求俄国人从大连湾撤兵，但是帝国政府接到的回复却是和德国人一样的“租借”条约草稿。俄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必须在3月27日之前在草稿上签字，不然俄国就“自行处理，不能顾全联盟友谊”了。27日，中俄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华帝国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给俄国，租期25年。俄国人在远东拥有不冻港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沙皇向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说，俄国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德国皇帝也给沙皇发来了贺电：从道义上说，俄国已经成为北京的主宰。
法国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而迫使其退还中国辽东的“功臣”之一，为此中国也必须向法国人有所表示。1898年3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帝国政府提出“租借”要求，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福建海面示威。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帝国政府在不把广西、广东和云南租借给别国的前提下，把中国广州湾及其水面“租”给法国，租期99年。
资格最老的帝国主义英国自然绝不会在领土的盛宴上忸忸怩怩。早在1895年，英国就对中国云南提出控制要求，威胁的语言和其他帝国主义们一样：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办理”。于是，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割让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带。这个条约得罪了一直企图控制中国云南的法国，而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一起向中国漫天要价：法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做出“海南岛不得让给他国”的承诺，英国人就要求帝国政府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1898年，英国受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刺激，通知帝国政府：“由于渤海湾上的均势因为把旅顺让给俄国而被打破，英国必须获得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后对该港口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和给予俄国人在旅顺的条件一样。”英国人的理由是：“因为俄国人有旅顺，法国人有广州，所以英国必须占有一个海港。”通知的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英国的军舰正在由香港驶往渤海湾的途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9日，日本刚撤出威海卫，英国国旗立即在那个中国海港上空升起。
经过战争而取得巨额赔款，并占领了中国的台湾之后，失去中国辽东的日本眼看着帝国主义们的狼吞虎咽终于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22日，日本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其承认日本对中国福建沿海的势力控制——如果拒绝，日本将“自行处理，中国方面必须为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两天后帝国政府被迫声明，福建沿海一带的土地不会租借给别的国家。
中华帝国被切割的过程在瞬间就完成了，没有抵抗和战争，没有流血和流泪，甚至连高声的争辩都没有发生。这个过程的迅速犹如使用极锋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没有呻吟哀鸣一声的机会。在分割中华帝国的时候，帝国主义们的借口不一，手段各异，但是在向帝国政府发出威胁的时候，有一句话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应，本国将“自行处理”——帝国主义们有什么权力“自行处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为何轻易地就被异国“自行处理”了？
12、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
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孝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