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发出手谕，让百姓自由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们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提出抗议，僧格林沁亲王就用热烟袋锅子敲洋人的脑袋，让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这20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谩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于是，当德国皇帝得到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山东被农民打死的消息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19世纪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暴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从19世纪最后的时刻起，那里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帝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教民一起，形成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剩”（《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0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嘲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祝义和团团员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