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戏剧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反而被视为生活的常态，而人在生活中的自然面貌如果出现，中国人倒也许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奇怪。于是，在生活中需要“做戏”的中国人，即使开始的时候还明白自己是在“表演”，但是，只要他认真地演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自己，连同“观众”，都将弄不明白现在是演出时间还是散场以后了。“假做真时真亦假”，“亦真亦幻幻亦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混乱时期里，整个中国就无异于一个大舞台，人人都会参演着一出出大悲大喜的戏剧。
洋人们说：“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而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页。）中国戏剧最大的特点是把自然人的一切，包括体力、智力和能力加以理想化，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管这一点叫做“塑造人物”。
所以，19世纪末，当中华帝国的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帝国农民，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戏剧演员”——一伙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将神灵作为护身咒符，这极其恰当地迎合了帝国的农民们在极端贫苦和绝望之时极易产生的“人生就是大戏”的幻觉。帝国的农民们那被长久压抑的挣脱苦难的强烈欲望终于在群起而动的造反中被提醒了、激活了。
中古代、近代史上所有的农民骚动都会标榜是在执行某个“神”的旨意。但是，“神”往往附体于特定的一个人，而且往往天上还“掉下写有奇异文字”的物证，这个人就是造反的首领——一场大戏的主角。太平天国的“神”是杨秀清，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资格被“降神附体”而成为“神”的化身。但是，义和团的“神权”是大众的，人人都可以“降神”而拥有“神权”，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事，让所有的帝国农民喜出望外，趋之若鹜。
这就是发生于1900年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居然没有地位得到明确承认的首领的原因。
帝国的农民相信自己就是“神”。
帝国的农民认为自己就是一部大戏的主角。
“各处设坛，神即附体，手持刀枪，自试不怕”的义和团已经不是某个乡村、某块土地和某些农民的局部运动了，“一唱百和，举国若狂”，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过去农民参加造反是代表个人，现在他们代表“神”了。
如果要想成为“神”，首先得将“神”附在自己的身上。“降神”仪式是义和团最主要的活动，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才能达到农民们所期望的“神人合一”的结果。日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匪中分乾、坎二门……匪中传授不一，大要以降神为主。降神者，为神附其体，乃自会武艺，不畏枪炮也。其降神之法，乾门中者每一人，入坛即附俯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之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此人即谓之得法。坎门请神，与此略同，惟使其人跳跃，待其气喘，以为神降之志为稍异耳。得法之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若欲请神，但如前法演习待流沫喘气，即自谓神降矣。（（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这样的记载中，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弄明白农民们的“降神”仪式到底有哪些程序，看上去仿佛就是拿着棍棒舞动一阵，自己就成为“神”了。如此简易的操作程序，不需要金钱、时间和耐心，不需要认识汉字、粗通经典和专门技术，只要杂耍似的随意糊弄一下，理想就顷刻实现了。在这一瞬间，“神”和人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距离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亲密，简直是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招之即来，来之即“附”，惟一的先决条件也许就是曾经看过几场乡村里的戏剧，在锣鼓声中欣赏过武官军士、神怪天兵和虾兵蟹将们的“战斗”——“神”与人相处得如同孩子们在游戏。
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孩子：“庙中有拳场，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每团一队，童子居其大半。”（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暂时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降神的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常义和团的农民们之所以幻想自己能够“降神附体”，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具备某种神仙才具备的“法术”。这些“法术”包括“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等。“神”是不死的，并且有打败一切的能力，如果自己成为了“神”，那么战斗的时候就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无往而不胜了。或者，即使暂时死了，立即可以再生。孙悟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主要的崇拜对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刀砍不死、火烧不死、铜头铁臂的“不死”猴子。帝国的农民们对这只猴子在脑袋被砍下来之后能够立即重新长出一个来的“法术羡慕不已。生下来就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脆弱和无力反抗的帝国农民们获得这种感觉至关重要，这是一种纵横天下”当家做主“的感觉。为了这个感觉，即使真的死了，至少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这也是一种幸福。
从以后义和团的战斗经历来看，帝国农民们所有的”法术“几乎都是想像的产物。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翔：”有人传云，西门外某地方，忽有庞某从空中飞来。问其从何处到此，曰从山东；问其曾行几日，曰顷刻间耳。问者皆惊为神，而推立团首焉。庞某，挑水夫也。”（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檐走壁，隐身潜行，其“法术”活脱脱是剽窃《封神榜》里的情节：“团向人云，其师傅尝隐身入租界，见一高楼无人，乃现形进入。楼凡四层，第一二层无人无物，三层金银珠宝甚多，四层有年老洋人一男一女对坐。见师至，皆稽首为礼。自言系夫妇，年一百岁，忽涕泣曰，吾知老师法术甚广，且知老师今日必来，故愚夫妇在此相候。吾国所恃者枪炮而已，今天欲灭洋，天兵下界，枪炮皆不过火，各国惟束手待毙。老师既到楼中，金银珠宝请收去，愚夫妇亦自此逝矣。”（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他们说，只要他们往一个方向一指，喊：火！于是就着火了。又喊：止！火就熄灭了。洋人的军队已经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们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大沽口外长一土龙，纵横数十丈，海翻见底，洋船皆不得进。”（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天津战斗的时候，洋人的枪炮实在是厉害，义和团首领向帝国政府保证，说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妆，但是只能“闭住六天”。
他们说他们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而在西方记者的记述中，义和团的农民们面对洋人正规军队的时候，其前赴后继的场面确实让洋人们胆战心惊，因为这些中国农民“舞蹈般”地冲上来，毫无惧色，“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肉体是永恒的。”
甚至义和团的农民们还认为自己既然是“神”，就拥有了“万宝囊”之类的神仙之物，这种想像完全是极度的饥饿和贫穷导致的幻觉：初神拳之将起也，夸诩神奇，谓人各携米一囊，囊仅二三寸许，饥时，撮数粒纳口内，便不饥。又云，人怀馒首数枚，任取一枚啖之，但留少许纳怀内，饥时再探取，仍一完好馒首矣。老师按人给钱二百，随意用去，但不使罄，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口袋里只要留下米的“种子”，米就会自动繁殖；只要不把馒头吃完，留下的一口一会儿就会变成另一个完整的馒头。至于钱，只要不花完，就可以“生钱”。这简直是儿童们幻想的“宝葫芦”，是中国神话戏剧的典型情节。
更神奇的是，义和团的一个组织，叫做“沙锅照”。这个组织的成员“自成一队，人挟沙锅一具”，义和团员们需要吃饭的时候，其成员便生火做饭。奇怪的是，小小的一个沙锅，里面的米饭竟然“可使百人饱餐而不颈。（同上）而女义和团“红灯照”则飘然如神到“呼风唤火”的程度。“有见之者，如风筝之悬灯，或东或西，其行如飞。游弋半空，起火之媒，城内外交通及教民之屋，相继起火。”（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纪事》。）当这种“神仙附体”的戏剧表演达到极至的时候，义和团与洋人军队的交战与其说是正规的战斗，不如说是世界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头脑在用想像力交战。
对于义和团农民们“神仙附体〃”的传说，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吏大员们有的将信将疑，有的坚信不疑。
帝国的高级军官袁世凯就检验了一次。袁世凯是一个相信符咒之说的人，也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请来了义和团的一位大法师，这位大法师在袁世凯面前真的对射向他的枪弹毫无畏惧，并且真的毫发无损。袁世凯有点相信了，于是选了个吉利日子，召集军官们集体观看。但是，有的军官坚决不信，坚持让大法师签下“假设身死勿论”的手证。果然，30支枪齐放，大法师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轻弹”了一下“尘灰”而已。袁世凯兴奋之极，于是拿起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亲自朝大法师开枪了，谁料，大法师仰面倒下。大家以为这是大法师的“法术”或者是幽默，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过去一看，大法师死了——“肚子上一个洞”。
“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从义和团的这句歌谣就可以看出来，所谓子弹打不死，指的是中国土造的散装火药——一种前膛装沙弹的枪，距离稍微远一点，几乎没有杀伤力。而洋人制造的枪，已经是发射弹丸的了。帝国正规军中的“盛军”军官们就在一次这样的检验中揭穿了义和团“法术”的真相。他们听说义和团不但“刀枪不入”，而且能够把射向自己的子弹当空抓祝军官们死也不信。经过检验，发现义和团们简直就是在玩杂技。原来，义和团们表演“法术”的“国产”枪里，装的甚至不是铁砂，而是泥做的“子弹”，不但“用力一按，立刻粉碎”，而且只要一出膛，“即化烟尘”。知道了这个秘密的军官们不直接揭穿，而是在检验“法术”时，偷偷地把真的“铁子”装进了枪，结果枪一响，接受检验的五名义和团团员当时就倒下了三个。而义和团们表演“手抓子弹”时，是事先把“铁子”藏在了手里，“铁子”被手攥热，观者以为这是刚从枪里发射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戏剧情节表演”，却让帝国北方所有的农民深信不疑。于是，他们在战场上如同割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
无论怎样，帝国的农民们确信自己能够胜利，并且依旧保持着对未来的非凡想像——他们想像他们不但要消灭居住在中国的洋人，而且要从中国打到世界去，把“洋鬼子”从地球上彻底地清除干净：或问义和团即系与国除害，洵为义举，自必杀尽洋人教民，烧尽教堂洋楼而后已。然在京居住之洋人有限，各埠各国之洋人无穷，倘各国调兵前来报复，为之奈何。团民答云，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须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兵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来，避住之枪炮，众团一拥齐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在中国历史上，集体的戏剧情结发挥得如此光怪陆离，集体的想像力飞扬得如此肆意汪洋，从而使整个国家将想像当成了现实的时代，实属罕见。
7、大地上的游魂与向阳的山坡
那些在19世纪来到地方的洋人经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将有三个灵魂。其中的一个灵魂会进入阴间——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