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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四个连。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的指挥官是：
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第六连，盟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坐的是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6月22日凌晨5时到达天津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河北人，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故乡。而故乡此时在他们眼中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他们的英国军官这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1900年6月23日下午8时，中国军团终于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的流弹和同样成为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租界紫竹林，加入了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和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那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明确，其中英军250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各色洋人看见这样一支部队开到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成为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青年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青年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这些中国青年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英国指挥官的训话，扁平的东方人的脸上神情平静至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做好前往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摩尔将军部队的准备，但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然后便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而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到达的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和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为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1900年6月27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而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情形，被站在高处观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军团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出发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上，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正向他们汹涌而来，这显然是在企图增援弹药库，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同上）7月1日，为了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和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50名以及100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国士兵。眼前的义和团散乱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中国军团士兵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尔德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个清军士兵。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18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的形势开始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的一个叫做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了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亡两人，伤三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面前，义和团们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100名水兵和美国海军的100名陆战队员一起执行的。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的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了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的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连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粒子弹击穿，又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颗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斯戴尔，他身受致命伤，已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在老龙头火车战的保卫战。这是联军与中国军队在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中国军团伤亡巨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记载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中国士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开始进行肉搏。不幸的是，在巴恩斯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冲进车厢与中国士兵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士兵——无法想像中国士兵和这些同样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同上）“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1902年，中国军团的12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最奇特的礼物。
3、晒仪仗和玩电报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