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散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准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于是敲锣打鼓地表示高兴。
晾晒的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晟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脊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了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八般兵器排列整齐，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只有慈禧的寝宫里潮湿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无论前线裕禄如何“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帝国军队失利的内容。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这回真的败了，她的统治地位也就结束了。从她内心里讲，义和团能够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依旧没有消失，但是精明的她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同上，第169页。）南方封疆大臣们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不支持政府的决策，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老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史书记载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这让慈禧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经过彻夜思考，她突然给各国驻华使节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各国公使提供一份材料，好让公使们以此向各国外交部“有个交代”，其内容可谓自义和团“起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宣战的解释，但行文生涩，吞吞吐吐，左闪右躲，含糊其辞，别说当时的各位使节，即使今日闲读，依旧徒生烦乱，不知出自慈禧身边的哪位文吏手笔：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同上，第171～172页。）紧接着，慈禧又给各国元首打电报写信。据说慈禧突然想起好像那本书上说过“洋人易生内讧，自相猜疑，以至分裂”的话，而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上好像也有相似的谋略，于是，慈禧说她打电报的目的是“离间各国的关系”。窥录一二，可略知帝国朝廷的“谋略”为何物：给俄国元首的电报：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2页。）给英国女王的电报：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3页。）给日本国元首电报：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对俄国论的是交情，对英国论的是利益，对日本论的是唇亡齿寒，而最后都是“惟贵国是赖”，希望“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和“不胜激切翘企之至”，文字一字不易，竟然就这样发了出去，帝国的政府居然不晓各国的情报是相通的这一简单的常识，中华帝国因长久闭关锁国导致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浅陋和无知已经众所周知，但是浅陋到如此地步各国外交人员还是没想到。一方面，洋人们为这样一份出自帝国最高统治者之手的电报感到可笑，因为它的伎俩幼稚得如同孩子在做游戏般，于是洋人们笑得“为所颠倒”；另一方面，洋人们笑过之后越发感到，“中国人的人心实在难以测度”。
电报发出去了，慈禧自认为手段不错，于是等候“德音”。等来等去不见音信，于是更加慌张起来。那个纨绔子弟大阿哥突然用皇帝的口吻对慈禧建议说，他愿意护送太后去热河，把光绪留下来和他的洋人朋友讲和，结果被慈禧骂了个狗血喷头。接着，又有个小太监想讨慈禧的好，他听见远处响起一排枪声，赶快对慈禧说：“又杀了个洋鬼子！”慈禧悻悻地，她知道前几天的枪炮声足够把在中国的洋人杀干净好几次了，可是总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正忐忑不宁的时候，荣禄来了。荣禄说使馆还是别打了，《春秋》上不是还说“兵交，使在其间么”？慈禧突然问荣禄，知道不知道非洲有个叫做特兰斯的小国，听说那个小国都把英国打败了，为什么偌大的帝国就是不能？荣禄没有直接回答，反问：“若战败，北京为洋人所占，将如何？”慈禧竟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女人的模样，接着说出的一番话连荣禄都感到吃惊。慈禧引用贾谊说过的“建三表，设五饵”的话，并且解释说，所谓三表，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以坏其腹，隆礼以坏其心也——慈禧竟然想到了洋人们一旦占领了北京之后如何对他们使用“糖衣炮弹”——慈禧到现在还认为，洋人们虽然向着皇帝，不喜欢她，但她有手段让洋人们的意思转过来。
但是，7月15日，天津陷落的消息到达了京城的皇宫内。
消息来自非正规渠道。裕禄没有战报，军机大臣们谁也不说，只有端郡王载漪入奏，说是“天津已让洋鬼子们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了。但北京极其坚固，洋鬼子绝对来不了。”慈禧咬着牙从嘴里挤出几个字：“如果洋人入京，汝头不保！”端郡王不知道这几天太后为什么总用这样的口气训斥他，其实原因很简单：经过荣禄的秘密调查，前几天给太后看的那份请慈禧下台的外国公使照会，真是伪造的，是端郡王命令军机章京连冲文所为。慈禧对端郡王急于儿子登基，他也登上监国摄政之位的野心，看得再清楚不过，为此，她当面对端郡王载漪表示，她只要一天在世，宫里的这个位置就一天没有载漪的份。她让载漪放小心点，别落得家产充公、人头落地的结局。
当日，慈禧下旨，停止进攻使馆。
这是帝国政府第二次停止进攻使馆了，直接的原因是天津城的陷落。
慈禧害怕了。
根据《剑桥晚清史》的说法，7月22日左右，也就是帝国政府宣战一个月之后的几天，是“关键性的日子”。所谓“关键”，是指中华帝国与各国联军的军事冲突有终止的可能。
天津的联军已经出发向北京进军，慈禧太后感到了绝望。她除了宣布停止进攻使馆之外，再次向各国发出了北京的使馆、公使和家眷没有危险的信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总理衙门甚至把一些公使和家眷接进了衙门，“以便为他们的回国做出安排”，同时还给使馆送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更重要的是，朝廷应南方的13位大臣的联名奏折，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并且“全权办理议和事务”。李鸿章已经从广州北上。
天津的联军，没有立即向北京进攻。
但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日子”，京城里出现了一个人物，他的出现使时局骤变。这个人叫做李秉衡。
李秉衡，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号鉴堂，人称“鉴帅”，时年70岁。这个东北人性情刚烈，据说为官耿直廉洁，并且敢负责任。捐纳县丞出身，先后任冀州知州、永平知府、浙江按察使、广西按察使。1885年中法战争时，广西巡抚战败，他接任广西巡抚，配合冯子材创造了帝国中外战争史中不多见的一场胜利，史称“谅山大捷”。1897年他出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是义和团的坚决支持者和对抗德军的主要官员，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将他调任四川巡抚，洋人还是不满意，最终他被朝廷革职。可是，没多久，在一些大臣的力荐之下，本来就不是真心将他革职的朝廷又任命他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义和团进京之后，东南各省大臣联名上奏请求“剿匪”，李鸿章邀请他在联名的奏折上签名，碍着面子，他签了，但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那就是支持义和团的灭洋行动。天津前线危机，帝国政府曾向南方各省发出“带兵北上勤王”的上谕，但是至今没见一兵一卒到达北京。李秉衡完全可以在南方自保身家，但是他决心和洋人一拼。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