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野炮连突出在前，为佯攻部队。攻击计划做得果断干脆，这得益于联军对将要攻击的北仓的军事情报的掌握。和联军指挥官们坐在一起开会的，还有好几个中国人，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在联军向北京的攻击行动中充当联军的军事侦察员和情报员。这几个中国人已经在联军的前面转了好几天了，他们穿的是当地百姓的衣服或者义和团的服装，清军在那个叫做北仓的地方修筑的所有防线对他们来讲已经烂熟于心。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两千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帝国的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帝国的工事基本上是沿着铁路修筑的，依托着军火库旁边的土堤，曲折蜿蜒，绵延数里。工事的不同地段上，部署了口径不同的大炮，炮兵进行了试射，制定了严密的火力覆盖方案。由于依托军火库，弹药充分，同时，阻击防线的正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基本没有让攻击方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至少在军事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阻击阵地。
在这里防守的帝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八千人，另有少数聂军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们。
联军计划中的攻击时间是在黎明时分。
黎明来临前，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睡着。只有日本人醒着。
日本人决心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要单独干。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表现一下日本军人的无畏。
日本指挥官山口素臣把部下集合起来宣布：立即攻击。以“显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
又下起了雨，是腻人的蒙蒙细雨。泥泞之中，日军无声息地出发了，兵力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清军兵力基本相当。
4时20分，日军接近了清军的一线阻击阵地。随着一声枪响，双方顿时陷入混战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帝国士兵使用的大炮是威力强大的德国火炮，手中拿的是性能优良的步枪，因此日军的冲击队形立即混乱起来。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帝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的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又三个人填补上来”。
帝国军队的统领叫周鼎臣，他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日军不怕死亡的拼死冲击的情形令他回忆起甲午年间和日本人的战斗。和他一块产生联想的还有那些军官和老兵。那时日本人这种前赴后继的冲锋，给帝国的军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洋兵在打仗的时候，除了死亡就是胜利，他们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可怕。
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二百多具帝国士兵和一百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时，日军后方的支援火炮密集起来：英军和美军的炮兵连也加入了战斗。于是战局开始逐渐明朗。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密集的炮火开始把清军“驱赶出他们的战壕”，日军开始再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日本兵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一个士兵一边跑步一边射击，几秒钟后，他摇摇晃晃地，显然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停下，搀扶他一会儿，但他还是倒下了，死在了他的战友身边。”（宝夏礼《津京蒙难记》，杨恩慎译，载《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北仓阻击阵地的第一道防线被日军突破。周鼎臣带领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
这时，各国联军按计划开始了总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开始行动了，但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前进。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在庄稼地里走，但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他们前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等他们接近前沿的时候，发现前沿阵地上已经飘荡起湿漉漉的日本国旗了。
帝国军队第二道防线的阻击是顽强的。没有理由说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至少在统一指挥上，帝国的阻击部队占据着优势。直到目前，进攻的依旧是日本一国的军队，虽然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对日本兵心存恐惧的帝国官兵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上，帝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从那一刻看来，联军的进军至少要被阻止在这里了。
但是，一线铺开的帝国防守部队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自己的侧翼是否安全。帝国军队可以说刚从一线进攻和一线防守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中醒悟过来，这种醒悟来源于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战术的军事学堂。但是，外国教官也许没有认真地上课，或者，帝国的军官没有认真地听讲。在北仓这处真正的战场上，当帝国防线的背后响起日本人的冲杀声时，整个一线排开的防线骤然动遥防线上的清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冲击的日本士兵和这些士兵后面的炮兵阵地上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也许帝国的陆军与大沽口炮台上的炮兵一样放心于“身后是自己的土地”的想法。当上千日军沿着防线的边缘绕了五华里之远，快速迂回到帝国防线的侧后时，帝国军队阻击防线的厄运降临了。
当日军从一座被帝国军队掩护撤退的机枪严密封锁的小桥上终于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数顶帐篷、几面飘扬的大旗和摆成一片的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知道他们的第一仗胜利了，因为他们占领了清军在北仓的指挥部。
这是1900年8月6日上午9时。从日本人开始打响攻击的第一枪算起，直到帝国军队丢失北仓防线，战斗持续时间是六个小时。
70名活着的帝国士兵被俘，当即全部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联军伤亡332人，其中日本人为301人。
没有帝国官兵伤亡的统计数字。帝国残余部队退往杨村。
根据日本指挥官得到的报告，“中国军队在正前方，6门大炮，12面战旗，估计有六千多人。”
在这撤退了的六千帝国官兵中，众官兵护卫着一位帝国大员，他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日本人兴奋之余，很生气。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看见美国兵出现，这些美国人说“他们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北仓在哪里。”——枪炮声在北仓阵地持续了数小时，岂有找不到的道理？突然，一伙属于英军的骑兵——全是些孟加拉人——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他们大叫：“中国人在哪儿？”其实日本人知道，刚才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伙人一直藏在庄稼地里没敢露面。
孟加拉人还在往前冲，日本人朝他们的马屁股开了几炮。结果，这伙骑兵真的“接敌”了，他们和侧翼的俄国兵不明不白地打了起来，等弄清楚情况之后停火时，双方都出现了伤亡。
日本人的胜利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各国的风凉话让他们更加愤恨。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的针对日本军队出现的大量伤亡而评论说，日本人不懂战术，因此不能由此确立日本的强国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帝国军队撤退了，联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阻击防线。更重要的收获是，联军官兵突然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帝国的正规军不过如此。
联军立即向杨村进发。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帝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路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单兵掩体。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帝国军队甚至把一公里以内的庄稼全部砍了，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的部队，兵力达万人以上。
阻击战至此，还不能说帝国军队在北仓的撤退是一个失败。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之后，退到更有利的地点再进行战斗，应是正确的决策，因为，联军终究是外来的军队，是疲惫之师，帝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帝国官兵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帝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杨村的阻击战，还是以帝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告终。从双方接触到帝国军队的溃败，战斗时间仅仅90分钟。描述杨村阻击战是困难的，至少本着对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的帝国官兵的祭奠而把战斗描绘得动人心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众多的史料所称说，在杨村“很难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战斗”。
当时确实发生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斗的双方竟然是联军自己，在某一瞬间还“很激烈”。
很长一段时间，对帝国的这段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评价帝国军队的史论中，常常特别地突出外国联军手中的“洋枪洋炮”。同在叙述1840年的历史时毫无例外地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样。而到了60年后的1900年，依旧还将这样的说法当成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万能钥匙，无论出自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就学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混日子的慵懒态度，甚或是不负责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华帝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是近代化的军队。帝国向洋人们宣战后，这支军队和外国联军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这支军队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购进的。联军官兵在战斗中常常发现对手使用的火炮的先进程度连他们都没见过。在帝国的武卫军中，士兵单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枪，而且还配备有机枪。1900年的战斗没有类似中国的弓箭手宁死不屈地向外国的大炮射箭的场面，这一点也许遗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赞美价值。虽然这个民族长久地怀念着国家军队的官兵拉弓射箭时的英姿。
帝国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时候，为了防止和弓弦接触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带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后来有铜有铁。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为一种威武和力量的标志。但是，1900年，中华帝国的扳指却是用上等翡翠制作的，一枚万金，戴在那些帝国军事大员的手指之上，象征着特权和奢华。翡翠美丽而易碎，如同帝国的军队、民心和山河。
毕竟有人对帝国军队的衰败产生过巨大的忧虑，忧虑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满族大员，而是帝国政府中的汉族大员。19世纪，他们开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帝国的军队。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倡议和领导，帝国国内开始仿造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设立在安庆的军械所是帝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汇集了当时帝国第一批新式技术人才。关于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军事技术的方式装备国家军队的建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由林则徐提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洋枪洋炮有了刻骨认识和迫于国内对付太平军战争需要，帝国政府明确了用西方军事技术增加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政策，并把此政策称之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在给中央的奏折中，以购买和仿造军舰为例，展望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将给国防和民生带来的美好前景：购成之后，访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58页。）汉族大员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兴趣表明，至少在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上，中国人的步伐并不缓慢。曾国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观看中国仿造的火轮船试航时的心情：其法似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