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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分不清这个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节日到底来源于什么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说，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这是“中元节”的正宗来由，自汉以来便有此说。但是，今天佛教徒们也很忙碌，他们照例举行大型盂兰盆会，唱诵《佛说盂兰盆经》，据说第一次在这一天举行此法事的倡导者，是汉武帝。“盂兰”，梵语，意为“救倒悬”，佛教经典中为此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做目莲的孩子自愿去拯救道德上出了点儿小问题而被倒悬于地狱中的母亲，孩子的真诚感动了佛祖，同时，孩子答应把“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和枣五种果子放进盂兰盆内，“以供养十方佛僧”，母亲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人再知晓这个故事，偶尔涉及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那个热爱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一部流行甚广的武侠小说，在那部小说叙述的这个佛教故事里，孩子救母亲的时候，佛祖命令一群快乐的神仙去把地狱的大门打开，这群神仙的总称叫做“天龙八部”。
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里飘荡：“荷花灯荷花灯，今儿点了明儿扔！”孩子们的歌谣令大人们心里弥漫着的那种怪怪的滋味更加浓烈起来。
夏风吹拂，满城水面上的荷花灯荡荡漾漾地游动，犹如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围。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见了联军在通州城有意点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们已经占了通州，这个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离京城有多远，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说，心里不可能没有个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反而沉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全城悄无声息。
没有人再议论自己的军队“又上去了多少”之类的话题了，到是从朝廷里传来的一条大臣的奏折流传了一下子。这个大臣奏折的内容是：建议发动群众，在洋人将要进攻京城的路上，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遍地插红旗，越多越好——“张旗为疑兵，百里皆满。”说这样“可以怵夷”。这个话题让大伙“笑”了一阵之后便没有下文了。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又流传开来，令京城更加寂静下来，气氛更加怪异了。消息说：帝国的军队没有失败！所有关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带领帝国军队和义和团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没死，而且还获得了“空前胜利”！不信？听听皇上为此发出的“上谕”是怎么说的：李秉衡奏，李秉衡、马玉昆、宋庆与西兵鏖战，共毙联军十余万人，实属奋勇可嘉，李秉衡着赏给双眼花翎，马玉昆赏穿黄马褂，宋庆赏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励，并着带兵克复天津。钦此。（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和这道“上谕”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洋人们失败之后向帝国政府“乞求议和”消息，而朝廷为此对洋人的答复是：要想议和，除非答应如下条件：一、还通商口岸；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五、公使归理藩院；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七、税则由我国定；八、都中不许立使馆；九、不许传教；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
口气倒像一个真正朝廷的口气。
尽管京城里不少人家已经住进了从通州方向逃难而来的亲戚，尽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来所谓“乞求议和”的虚假成份，但是中国人还是兴奋地传播着这种消息，流言导致的片刻快感让绝望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的暂短虚幻的快感中，中国人的愿望和现实彻底地混淆在一起了。这种近似狂乱的想像在苍白的头脑中逐渐扩大，最后竟然扩展到彻底清算洋人的25条——这个民族脆弱的心灵和奇异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动荡日子里发展到了极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立有“和约”25款，送交各国：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五、将总署交还中国；六、康有为回国治罪；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准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民间弥漫着的是美丽的幻觉，朝廷弥漫的是恐怖的现实：抓紧最后的时间杀人。
7月27日，一群步军统领衙门官兵来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袁昶立即上车，官兵扯下车帘，便告之袁昶不去总署了，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骡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袁昶的家人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一打听，人已经被关在了刑部。
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刚吃完早饭的许景澄还没把上衙门的官服穿戴上，仆人就送进来一张片子，说有个客人求见。许景澄说他要上衙门，没有时间见客人，仆人出去一会儿又回复：“客人说庆亲王请大人立即到总署，有紧急事协商。”许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是不是军事紧急了？于是立即出门。这时，机警的仆人拦住了他，说请大人的那位客人窥视内宅的神色令人怀疑，还请大人多加小心！于是，数个随从跟随许景澄上了车。许景澄的车刚出胡同口，立即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复。三品官职对于袁昶来讲仅仅是级别的象征，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总理衙门。他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对外宣战，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满朝官员都被载漪的气势下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刻，他一再上奏，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辞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写给朝廷的第一封奏折中坚决反对义和团农民们的种种破坏行为：“杀教民，乱秩序，扰民生”，“焚毁卢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特别是破坏铁路和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乱国，用重典”，“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统统“密拿严办，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同时，他严厉指责姑息和纵容义和团的官员在“养痈贻患”：“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袁昶为此特别开列了应该“拿办”之人的“悬赏”的规格，价钱大得惊人：“缚献匪首所谓老师祖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奏折，是在载漪等帝国的大员已经把义和团引进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员都在“户户开门迎接”的时刻出现的。（袁昶的“三奏”，见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页。）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使馆总是未果，京城内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时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折中说：“匪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夫以数万匪众，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他坚决反对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愚蠢举动：“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同时，他对各国调兵来华举动的真正的意图深感怀疑和忧虑：“今各国纷纷调兵，以带剿匪为辞，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况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刻，袁昶已经感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招致大祸，但是“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圣鉴。”（同上）第三次上奏的时候，可以说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时李秉衡到达了北京，慈禧重新坚定了与洋人决战的信心，满朝官员们跟在载家兄弟的身后欢呼雀跃，准备带领各地勤王部队和手拿各种“法器”的义和团出京迎敌。就在这样的时候，袁昶“请杀主持义和团大臣”的奏折到了慈禧的案头。不要说这是直接主张杀载家兄弟的奏折，其实奏折上主张该杀的人已经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折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局势已是危机迫在眉睫——“窃自拳匪众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袁昶这一次直截了当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且公开主张只有杀了这些人帝国才能安定下来——“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乱民可以“扶国”，同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