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力在李鸿章的这番话中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暗示的含义是：如果列强愿意推举一个汉人来当皇帝的话，那么他本人是愿意的。
卜力说：“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李鸿章眯起眼睛，卜力觉得他是在微笑。过了好一会儿，李鸿章才慢吞吞地、口齿清晰地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连最有政治头脑和最擅长破译外交辞令的卜力都闹不清李鸿章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在海面上焦急地等待着李鸿章和卜力会谈结果的孙中山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页。）卜力这样判断。
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李鸿章的政治狡猾。
在策划《东南互保章程》的时候，有一个秘密的计划隐约潜藏于各种史料之中，这就是“迎銮南下”。当京城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状况时，帝国在南方的各省官员预测到一旦洋人真的打进北京，朝廷肯定要按照咸丰皇帝的先例选择逃亡，方向肯定是往北。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劝说皇上将朝廷迁移到南方来。张之洞就曾上奏，建议朝廷将帝国的都城迁至当阳。这是汉人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野心：朝廷一旦迁移到了汉人势力强大的南方，满族统治被颠覆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然而李鸿章对此说得坚决：“断不可行！不但太后自己不肯来，一般的旗人亦决不肯放她到南方来！”
如果说李鸿章对满族皇室没有丝毫的背叛心理是不现实的。在朝廷已经如此昏庸、政局已经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像“两广独立”之类的念头，甚至“当皇帝”的梦想，肯定也在他的心头曾经闪现过甚至盘桓过。但是，他在激烈的思考之中算清了一笔政治账：国家局势的混乱固然是实现野心的最好时机，这样的时机几乎失不再来；但是，当前的混乱也同样是自己重新确立在这个帝国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的大好时机。朝廷催促北上的电报不是连续不断吗？不是各省督抚都承认目前能够挽救帝国命运的仅有李大人吗？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是已经下达了重新任命自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圣旨了吗？这一切都在说明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己将是一个荣誉巨大的、获取也同样巨大的“救国元勋”。如果是这样，满朝文武，包括那些满族贵族皇亲国戚王公贝勒，从此哪个人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一个人为官一生，难道这不是显赫的顶峰吗？放着如此巨大的利益不取，“独立”于两广一隅有什么意义？至于当皇帝，那是旁人的猜测，即使有洋人的支持，也少有动摇这个帝国政治格局的可能。洋人对帝国的皇帝是满还是汉并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这一点，长于洋务的李鸿章认识得十分清楚。
李鸿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大清帝国是棵衰而未死的参天大树，在数百年根基的支撑下，决不会因为当前的这么一会儿的狂风而轰然倒下。它将渡过所有的难关，依旧皇威浩荡，龙旗猎猎，山河一统，万民臣服——在帝国的历史上，李鸿章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贰可谓死心塌地。即使是他的政治死敌，可以攻击他的任何方面，也没有攻击过他的君臣之节。在显赫荣耀、青史留名的“名臣”和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叛臣”之间，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一个人，不存在选择的问题。
李鸿章在广州上船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想得透彻了。或者说，他是在想透彻了这一切之后才决定上船北上的。
轮船离开香港码头的时候乐队和仪仗队照例欢送。卜力站在一大群外国领事中间，茫然地看着“平安”号渐渐消失在海面上的雾气之中。
“平安”轮沿着帝国的东南海岸北行。
李鸿章长久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波澜起伏的海面和远方隐约可见的大陆。沿海的几乎每一个地名都能和这个帝国的屈辱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官场生涯联系在一起。他贪婪地欣赏着每一处风景，根本不理会随行人员让他进舱休息的劝说。已经苍老不堪的李鸿章知道，他已经没有可能再一次欣赏帝国大好的河山了，这个辽阔的帝国的每一排海浪、每一片岩岬，都是他今生今世得以相见的最后一次。
天色已黑，海浪拍打着船舷，夜风猛烈地吹来。侍从们把李鸿章连同他的藤椅一起抬进了船舱。在船舱幽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这个老人的眼眶里饱含泪水。
没有人劝慰他。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是朝廷的宠臣，是威严的高官，是冷酷的上司，是一个古怪阴鸷的老者。
三天之后，李鸿章到达上海。
前来欢迎他的官员和在场的所有报馆记者个个都想接近这个当今朝廷最宠信的重臣，但是他们都有些失望：他们看到的不但是一个衰老不堪的李鸿章，而且这个老头儿一身民间衣着，一言不发，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便匆匆离开了码头。几乎是同时，一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也许是“平安”号轮船上的水手们透露的——总督大人不走了。
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李大人不是奉诏入京的么？老佛爷等他正等得着急上火呢。
进入寓所，李鸿章斥退左右，再次细读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的急电：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
本来想在联军攻打天津之前赶到天津直隶总督府，经过周旋把联军的攻击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无险；京城无险，朝廷无恙。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李鸿章没有直接给朝廷写奏折，而是给袁世凯打了封电报，请袁世凯为他代奏：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33页。）朝廷的回电很快到达：“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2页。）朝廷的电报表明，什么感冒拉肚子，全是借口。）李鸿章拖延了三天才回电，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绘了一番，说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抵沪后触暑腹泻，本拟稍痊即行，乃连泻不止，精神委顿。因念国事至急，理当尽瘁，惟半月以来元气大伤，夜不能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医药杂投，曾无少效，拟恳圣慈赏假二十日，俾息残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四，第19页。）这时，联军已经向北京大举进攻，帝国军队杨村一败，通州再败，已退抵京城。而京城里义和团和帝国的正规军对东交民巷的围攻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李鸿章预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这样，将来的时局就更难收拾了。原来他想的舌战联军，消除兵祸，以为朝廷建立殊勋而晚年登上显赫地位的梦想骤然黯淡——国家危难之际，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鸿章产生了回广东的念头，并且对慈禧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对朝廷的所有劝说、建议甚至警告，现在看来在慈禧那里都形同废话——“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鸿章最绝望的日子。如果说原来称病多少是个借口，现在他真的病了。他仅仅是“奉诏北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他没有与洋人的联军、与朝廷里那帮气焰嚣张的载漪之流对抗的实力。李鸿章躺在床上，整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听着昼夜不离的报馆记者们在院外喧哗，于是有了一种人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的感觉。张之洞发来了一封给洋人们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想为朝廷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张之洞请求李大人在这封电报上签名。李鸿章终于忍无可忍地愤怒了，回电连君臣礼仪都不顾了，对慈禧大加声讨：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尊电一概抹杀，专咎新闻纸，似未足信。即经汉口领事转达外部，不必再致英总领事。若将各使护送赴津，自任剿匪，尚有办法，否则大祸降临，非百喙所能解。（《张文襄公全集》卷126，电牍41，第27～28页。）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没几天帝国的“大祸”真的“降临”了：联军占领京城，光绪和太后以及整个朝廷逃亡。
给张之洞回电中的措辞出自李鸿章这样的大员之口，慈禧决不会接不到“小报告”。可出乎李鸿章预料的是，慈禧的又一纸任命到了：“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接到这个任命的电报时，李鸿章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全权”，就意味着他有权力处理目前帝国的一切事务，也就是说，现在国家的一切都由他做主了。慈禧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了他的一切决断“朝廷不为遥制”。
几乎是同时，刘坤一的贺电也来了，措辞有点过分，简直是歌颂皇上的口吻：“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朝廷的任命和刘总督的贺电是一剂“药方”，没有比这更能让78岁的李鸿章再次站立起来并且感觉好起来的“良药”了。“除了诱惑之外，我能抵挡任何诱惑。”——这好像是一个洋人说的话，用在此刻的这个中国老头身上再恰当不过。李鸿章立即以“全权大臣”的名义开始发出一系列电报，虽然大都是发给逃亡中的慈禧的，但措辞激烈的口气简直就是在给朝廷下命令。他先是开列了可以与他共同对付洋人的大臣名单，然后是要求在全国采取的“政治措施”，最后点了必须惩办的朝廷大员的名，其中包括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总理衙门大臣载漪、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李鸿章还要求朝廷公开做出“检讨”，为大清帝国前些日子的举动向国人和洋人有个交代，并且要求朝廷停止继续逃亡立即“回銮”。除了回北京这条慈禧没答应之外，其余的要求基本上都有了确切的回音。
李鸿章不再流泪了，他梦想的感觉找到了。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相对于平静的生活来讲，他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惧怕的是“赋闲”——任两广总督之前他曾经被闲置在京城一段时间，他至今回想起来那仿佛是在坐牢。让这个老头儿挺身而出的前提只有一个：有权指挥一切。
当年，年仅23岁时李鸿章就留有这样的诗篇：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3页。）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动身了。
上海码头上，这一次人们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李鸿章：全套的一品大员的官服，绣袍马褂，红翎耀眼，朝珠在胸前摇晃。他的目光向送行的人群扫视了一下，为的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见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
上海，吴歌绵软之地。李鸿章的那张脸永久地留在了上海人的心里。人流如织的上海滩上后来矗立起一尊雕像，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是李相国。
相国，宰相也。大清帝国惯例，没有入过军机处者不得以宰相称。李鸿章一辈子也没有入过军机，可朝廷和平民都称他为李中堂、李相国，或者根据称谓宰相的习惯，按他的籍贯称他为李合肥。李鸿章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没有宰相之职而具宰相之名的一个人。
1900年，将对危机中的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人物，经过冗长复杂的铺垫后，正式出场了。
2、春帆楼里的帝国重臣
“我是康党！”这是李鸿章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奉懿旨捕康、梁”时说的一句惊人的话。当时朝廷正在大肆追捕康有为等人，帝国举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所有的官员都尽可能把自己放在康有为这个名字的八丈远外，因为朝廷要杀的不仅仅是康有为一个人，而是要杀朝野内外所有的“康党”。在十分委屈的心情下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的谕旨是：“严拿康党，铲平康有为的祖坟。”
因甲午战败而被贬出京城的李鸿章临走照例要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有为的同党的奏折给他看，李鸿章的回答令慈禧万分惊骇，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惊讶之后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