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宫---至今未解的连环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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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宫---至今未解的连环杀人案-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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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受害者身上和车内已找到了七枚弹头,其中四枚状态完好,其余三枚均已受损。(还有两枚始终未能找到,遗失在了赫曼湖路边的田野中。)每一枚弹头都有右旋痕迹,六条阳线,六条阴线道,是“6…6”的弹道模式。
  制造枪支时,会在枪管内嵌入一个金属旋转切割工具,也叫“拉刀”,当它被拉动通过枪管时,膛壁上就留下了螺旋状沟槽,即“膛线”。子弹射出后,膛线会切入子弹外壁,使之高速旋转,这样子弹在离开枪口后可以飞得更稳。这一过程也会在子弹表面形成独一无二的痕迹,叫做“阴线道”(螺旋沟槽)和“阳线”(沟槽之间的部分)。同指纹一样,这种痕迹使子弹只能与射出它的枪相匹配。在比对显微镜下,抛壳顶杆和退壳器在弹壳上划出的痕迹也可以确定弹壳与枪支的匹配关系。
  正如伦德布拉德所说:“调查过程就像树上的枝条一样向无数个方向延伸。”他要从掌握的事实出发,沿着每一条支路探寻。他先研究行车里程和时间,变换不同的车速从众多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的住处开往事发地,一点点地重现受害人最后一天的经历,并取得了三十四份详尽的陈述。伦德布拉德几乎一刻不停地工作,调查到了两名受害者的个人情况。居住在本地的几位犯罪嫌疑人以及贝蒂·洛和大卫的亲友均受到了询问。当然还有其它的可能,在纳巴郡州立精神病院登记过的病人中,有二百九十人就住在这个地区。
  霍安从贝蒂·洛家人那里得知,有一个男孩疯狂地迷恋着她,不仅在学校里骚扰她,还威胁过大卫(“我真想用指节铜环敲死你”)。他们怀疑,夜里在她家院内鬼鬼祟祟游荡的就是这个男孩。霍安将此事告诉了伦德布拉德,但后者发现该嫌疑犯有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在他妹妹的生日宴会后,他只是看了电视节目“全球事件”,一直看到11点——身边还有马雷岛警察的“陪伴”。
  来自公众的线索源源不断(“寻找一辆未镀铬的深色汽车……”),但在这场凶杀案的背后似乎不存在任何动机,除非只是纯粹为了在杀戮中体验快感。伦德布拉德既未发现抢劫的意图,也未查出性侵害的迹象。或许对凶手而言,杀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性欲的宣泄。
  萨克拉门托(加州首府)刑事鉴定与调查中心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除将对所发现的任何J。C。希金斯80式自动手枪深入检验外,任何具有下列特征的武器均有待进一步测试:
  a。弹壳:12点钟位置形成半圆形撞针痕,3点钟位置形成退壳痕;8点钟位置有轻微的抛壳痕(时常难以测出)
  b。枪管或测试子弹:六条右旋阴线道,阳线与阴线道比例1:1+,阴线道宽度约0。056英寸,阳线宽度约0。060英寸。
  由于对其构造特征掌握不足,即便找到相关武器,鉴定工作也将面临巨大困难……根据我们的检测,即使相关武器会被查获,但对其做出最终鉴定结果虽有可能,却亦极为困难。
  死者衣物检验(第九项)显示,其体前靠近中央部位有一枪洞,背部右上方五个枪洞。
  除背部最上方枪洞(附近有一小块火药残余)外,所有枪洞周围皮肤都无烟晕沉着或火药残余。由此可见,武器在射击时距离受害者至少数英尺。但只有在查获并测试相关武器后,才可确定其与射击目标的最短距离。
  就这样,没有目击者,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找到嫌疑人。

  2 达琳·菲林(1)

  1968年12月21日,星期六
  “这太可怕了。我认识那两个在赫曼湖路上被杀的年轻人,”达琳·菲林对她的同事博比·拉莫斯吐露说。
  “真的?”博比问道。
  “可不是嘛。我不会再去那里了。”达琳边说,边打了个寒颤。
  博比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站在柜台前和她谈话,我隐约记得她说,‘你可知道,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怕得不得了。’她和那两个人是在霍根高中认识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但她毕竟知道他们是谁,尤其是那个女孩。”
  霍根高中与贝蒂·洛·詹森家之间有一个街区的距离。达琳曾经是那儿的学生。
  每个周五、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在瓦列霍杂志街上的特里餐馆,博比·拉莫斯和达琳都要一同工作到凌晨3点。
  “说到达琳,”博比后来回忆说,“她和谁都聊得来。我总是告诉她,‘别见谁都搭茬,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只是你自己那样想而已。’她是那么热情友善,只要往柜台那一站,人们就在她面前排起长队等着。达琳总穿着背带裤,22岁了还穿背带裤,看起来更像是17岁的孩子,做起事来也是这样。脸蛋儿像个丘比娃娃,再加上那背带裤和金色短发,这样的女孩,你见了就想带回家去。”
  达琳体重130磅,5英尺5英寸高,浅棕色头发,蓝眼睛,凝视着你的时候,眼神似要将你穿透。在五年前拍的照片上,当时还只有16岁的她与贝蒂·洛·詹森极其相像。
  “她不戴眼镜的时候,会安上假睫毛,她还常常成打地买给我们,”博比说,“达琳生活得很快乐,经常大笑,爱开玩笑,性格外向,从不害羞。也很健谈……她喜欢认识新人,结识新朋友,没多少防备心。”
  达琳与她第二任丈夫迪恩以及他们的幼女戴娜住在华莱士街560号,房东是比尔和卡美拉·利。他们是凯撒宫廷意大利餐馆的老板,迪恩则是他们的助理厨师。
  1969年2月26日,星期三
  凯伦,达琳家17岁的保姆,走到窗前看了眼窗外的华莱士大街。那辆车从晚上10点起就一直停在那里,她肯定车里的男人正盯着菲林家一楼的公寓间。
  那是一辆美国产轿车,白色车身,有很大的挡风玻璃,但因外面光线晦暗,虽然仅停在8英尺之外,车牌号码却也无法辨认得出。
  车里燃起一根火柴,焰光闪烁,那个人点了一支烟。借着亮光,凯伦大致看到了他的样子:身材魁梧,圆脸,深棕色卷发,估计是个中年人。
  凯伦忧虑不安地走回到小戴娜的房间,坐在婴儿床旁,直到迪恩下班回来。她又来到窗前,考虑着要不要把这个陌生人的事告诉迪恩。但看到那辆车已经离开,她就决定不提了。
  1969年2月27日,星期四
  达琳正在洗手间里化妆,一会儿要出门去,这时凯伦给她讲了那个陌生人的事情。
  “那车什么样子?”达琳问。
  凯伦描述了一遍。
  “我猜他准是又在跟踪我。听说他已经回加州了。”达琳顿了一下,“我看见了他做的好事,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说,“我看见他杀了人。”
  达琳提到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很短的,常见的名字,但凯伦没有听清。她只是一心注意着达琳的神情,显然她对这个陌生人充满了恐惧。
  那晚,当达琳路过特里饭馆时,被告知曾有个身材粗壮的男人打听过她。
  1969年3月15日,星期六
  达琳的妹妹帕姆·苏恩曾经在菲林家的门阶上发现两个包裹,但却没有看到是谁放在那的。然而在这一天,当一个戴着角质架眼镜的男人将第三个包裹送来时,她及时打开了前门。她曾经见过这个人,他的那辆白色车子又停在了房前。
  帕姆回忆说:“他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拆看那个包裹。送完包裹,他就坐在车里,在门外待了好久。
  “达琳回来后问有没有东西送来过。我把那个包裹给了她,她随即拿进了里屋,我问她是什么,她也不说。从那一刻起。她似乎有了些变化,神色紧张,去卧室打了个电话后,就匆忙地带我出门,开车送我回家,车开得非常快。”
  后来帕姆终于了解到,第一个包裹寄自墨西哥,里面装的是一条银色腰带和一个手袋,第二个则装着蓝白色印花布料,达琳要用它做一件连衣裙。
  博比·拉莫斯以为,达琳的前夫吉姆住在墨西哥,前两个包裹应该是他请在那里认识的人送过来的。吉姆在1966年1月用菲利浦这个假名与达琳结婚,当时刚从旧金山普西迪军事基地退伍满五个月。“我敢说,达琳很怕她的丈夫。”
  达琳曾在旧金山电话公司上班,她在那儿的一个同事波比·奥科斯纳姆回忆说:“达琳总是提防着吉姆,她不愿单独与吉姆待在一个房间里……我们把他俩请出了我们的公寓,有一个原因是吉姆有一把枪(。22口径),我们可不想让那东西出现在身边。”
  1969年5月9日,星期五
  达琳和迪恩花了9500美元在弗吉尼亚大街1300号买了一幢小房子,旁边就是瓦列霍治安官办公室。
  1969年5月24日,星期六
  一次新房粉刷聚会最终促使保姆凯伦辞去了这份工作。达琳叫来了许多刚认识的朋友帮她打点弗吉尼亚大街上的新房,而凯伦一直和小戴娜待在一起。有三个陌生的年轻男子让凯伦感到很不舒服,因此她离开了那里。达琳与其他男人偷情,她还得帮着隐瞒,她早已厌倦了这样的日子,在过去的五个月里,由此而生的罪恶感一直使她惴惴不安。
  在这一群人中,有达琳乖戾嚣张的弟弟列奥·苏恩,还有马乔家的双胞胎兄弟迈克和戴维,他们两个总是竭力讨达琳的欢心。其他人包括:杰伊·埃森,让·艾伦,里克·克拉伯特里,酒吧招待保罗(化名),理查德·霍夫曼,史蒂夫·巴尔迪诺和霍华德·布兹·乔顿,后三人都是瓦列霍的警察。除达琳之外仅有一个女人,她的朋友希迪恩。
  大约中午的时候,达琳打电话给她的姐姐林达·黛尔·波诺,让她也过来。是林达最先发现了达琳精神紧张,面容憔悴,达琳却不肯承认。而迪恩却没看出妻子的变化。
  就在林达一路赶来的同时,另一位客人,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也来到了达琳的新住处。
  林达后来告诉我:“在聚会上,她惊恐万状,不停地乞求我,‘快走,林达,快离开这儿。’那个男人与房子里做的事情毫不相干,达琳让我离他远远的。他是那里面唯一一个衣装整洁的人,其他人都穿着仔裤,粉刷着墙面。
  “现在我无论睁眼闭眼都能回想起他的面容,记得他后来出现在特里饭馆里,记得他出现在粉刷聚会上,记得他把达琳吓得要死。她从未想到过他会出现。当时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黑框眼镜,卷曲的头发,旧式装扮。他的那副黑框眼镜就像超人戴的那种眼镜一样。
  “他有些超重……大概5英尺8英寸高。当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里。我记得和达琳走进卧室后我问她,‘达琳,你到底怎么了?’她好紧张,好紧张,那个家伙简直把她吓傻了。她不吃不喝,也没了笑容,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一定有事情在侵扰她。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人已经出现了,达琳一个劲地乞求我,‘林达,别靠近他,千万别和他说话。’
  “我问:‘怎么,他是谁?’
  “可她坚持道:‘别和他说话就好了’。
  “她不想让我和那个人牵扯到一起。她让我离开,因为她不想让他知道我们这些家庭成员的情况。这事情太蹊跷了。我一直想不通,但后来还是在六月份我生日那天去了德克萨斯。”
  林达离开后没多久,达琳的妹妹帕姆也来参加聚会了。“我记得看见了那个男人,当他们住在华莱士大街时递送包裹的那个人,”她对我回忆说,“我记得在那次聚会上看到了他……他喜欢和我搭讪,因为我老讲真话。达琳对我很生气,她以为我对他讲了太多的事情。不过没错,他的确想从我这套去点什么。达琳说,‘帕姆,你要是继续和他讲话,以后就不要再来参加聚会了。’我解释道,‘看他说话的样子,我还以为你们正在交往呢。’
  “那个人戴一副眼镜,穿着很整洁,深色头发,大拇指上有个肉瘤。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达琳是在维京群岛认识这个人的。她当时说了些关于毒品的话,然后一拨又一拨人走进她的卧室。我被挡在外面没法进去。
  “有人说了些什么,大意是达琳正在被人跟踪,但达琳马上转换了话题,并且说,‘别担心,没有谁会伤害我。’她是我见过的最好骗的人,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准会被吓死,我是说要是我知道有人会……
  “我问,‘达琳,你不怕么?’她却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当帕姆离开时,房内还剩14个人,同时还有人陆续地走进来。这些客人中有的不经意间听到那个穿着整洁的人诱使达琳透露她的收入来源。这个陌生人有一个很短的,常见的昵称,帕姆认为是“鲍伯”(化名)。
  1969年6月22日,星期日
  林达刚从得克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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