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历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历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姡У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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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理当得非常称职，他创造了一种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封建制度，而且让这种封建制度成功地运营了八百年——虽然在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建制度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从管理理念到管理制度
秦始皇没有采用周公的封建制度，而改用郡县制度。怎样去理解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呢？以中国比较知名的企业TCL公司为例。
TCL最初是做电话机的，后来改做电视机。因为当时机会很好，广告也做得漂亮，TCL彩电在当时很有市场影响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市场设置营销机构。最初，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在每个区域市场成立一家公司。这家新成立的子公司承担着市场营销的任务，但在财务上、人事上、运营上也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后来TCL电话机也开始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却没有采用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区别，可以从公司名称上看出来，前者是“北京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后者是“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所谓封建制度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所谓郡县制度相当于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在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羁縻制度。羁是用绳子牵住一匹马，縻是拴住一头牛。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常常吩咐我：“把牛縻在树荫下面。”用的就是这个縻字。三国时期，诸葛亮创造了这种羁縻制度，后来盛行于隋唐时期。为了管理边远地区的部落，通常的做法是封给部落首领一个头衔，例如刺史、都督等，使之成为一个羁縻州府。这样以来，部落首领就可以代表皇帝管理当地的民众。与其它的州府不一样，羁縻州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它既不是子公司，也不是分公司，而相当于商业上的代理公司。中央政府通常不会插手地方上的事物，而只是设置一个办事处作为双方的联络和协调机构。
秦始皇为什么要采用郡县制度呢？无非是为了削弱地方上的管理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却不怎么管事，仅仅运营了十二年，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奴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也在三年之后被起义军覆灭。
事实上，这三种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单一地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但楚国和秦国已经开始采用郡县制度了。三国时期，则同时出现了多种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清朝的理藩制度。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事实上也是清朝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的说法。
汉朝的组织文化
为什么周朝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而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呢？原因在于，实现优质管理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而在于管理理念（组织文化）的正确性。
不同的管理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我们常说，企业的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这种文化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老板的管理理念。我在《管理三国志》中，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历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老板是渔夫，则公司盛行巧取豪夺的渔夫文化。如果老板是园丁，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物质利益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来，于是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让公司在员工们热情洋溢的工作中实现基业的长青。
秦朝的文化就是一种渔夫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猎人文化，它鼓励你用战争的方式去占有财富。但这种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在鼓励人们占有财富的同时，也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第二，它鼓励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但它却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机制。这么一来，就会导致强者向弱者掠夺财富，弱者向大自然掠夺财富，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腐败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天下的财富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中，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但没有人对他忠诚。等到陈胜、吴广一起义，巍然屹立的大秦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秦池，例如三株，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为一片废墟。
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秦始皇颁布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法令，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第一，秦始皇试图通过一种暴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老板，用暴力来管理员工，员工们会怎么做呢？表面上服从？内心害怕？伺机逃跑？暗中报复？结果，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普遍反抗，使得他的政策很难被顺利地执行下去。
第二，秦始皇在位只有12年，秦朝的历史也只有15年，在那样一个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大的国家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三，秦朝的小篆不利于毛笔书写，人们更愿意选择当时已经出现的隶书。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到了汉朝才第一次以隶书的形式实现文字的统一。秦始皇时期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文字，连文字都没有统一，当然不可能统一全国的文化。
第四，秦朝的文化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码事。我们使用的汉字，始于汉朝的隶书，而不是秦朝的小篆。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汉族人，而不是秦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文化和它前面的秦文化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
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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