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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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记忆-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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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过的插队背景中,没有了贵贱高矮,一律找齐。所有的一去不返,所有的一言难尽,所有的无可奈何的回忆,都随后化作了聚会酒桌上的一锅东北菜:“乱炖”,炖不烂在各自的心头,即使在以后再漫长的岁月里,也是消化不干净的,然后在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在那锅老汤中接着碴儿一次次地乱炖,无限的味道,都在其中了。 
  在这一晚上的聚会中,我没有想到能够碰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周彦的姐姐周静,一个是袁柏林。 
  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见到的是周静的女儿小琳,因为去年小琳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还小,周静得在家里照顾,腾出女儿来为我们的聚会摄像。周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而刚刚买的一台索尼的新款DV摄像机,没有人会用,只有小琳会用,所以,小琳来了,周静没有来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了。第一次,是在22年前,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刚刚毕业,和作家梁晓声、诗人郭小林等人组织的北大荒回访团,回了趟北大荒,回到阔别8年的大兴岛。当时,周静还在那里的7队当老师,没有像妹妹在知青返城高潮中一样回到哈尔滨。没有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1973年就早早地把自己嫁给了7队当地的坐地户,一个老实可靠的康拜因手。然后,是连续两年生下了两个女儿,1974年生下老大小颖,1975年生下老二小琳。周静读中学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写作,一直是她的梦,却因为婚姻和孩子的拖累,那年已经考上了大学也没能上成。也许,正是因为文学一直蛇一样缠裹着她,在她的心里吐着信子暗暗地作祟,那年我回北大荒的消息在大兴岛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之后,她从7队跑了18里地跑到场部,希望能够见到我。她大概是想找我切磋一下写作吧,可惜我已经回2队了,阴差阳错没有见成面。 
  她是1984年先到呼兰,1990年才辗转回到了哈尔滨,丈夫跟着她也辗转来到哈尔滨,康拜因开不了啦,只好干临时工,一干干到现在,颠簸几个地方,干了整整20年的临时工,就像现在年轻人里的“漂一族”一样,在陌生的都市里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和周静一起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周静还是一直在做她的文学梦,业余时间学完了哈师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在哈尔滨第20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回家悄悄涂鸦。去年,二女儿小琳生下双胞胎,偏偏赶上小琳的丈夫意外出了车祸,一下子无法照看孩子,周静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替女儿照看一对双胞胎。可能,这就是周静的命,当初,为了丈夫,她牺牲了读大学;如今,为了女儿,她再一次牺牲自己。 
  也许,是我和她的缘分不够,这一次又没办法见面了。看到长得很漂亮的小琳,我在想像着周静,我一直没有见过周静,只能在小琳的身上猜想她的模样。年轻的时候,她应该和女儿一样的漂亮吧?青春的轮回,总是以失去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呀!历史车轮的前进,往往是以弱者作为牺牲品为车轮前进的润滑油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而且,又非要嫁给一个当地的康拜因手呢?也许,这样问,本身就不公平,康拜因手怎么呢?英雄从来不问来路,爱情更是本来没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男人之间只需家常的粗茶淡饭   
  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   
  很多人知道。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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