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张老孙虚光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孙唱的是青衣，和赵温一起还组织过一个票友的班子，外出唱戏的时候在富锦照的相片。一定是他老伴儿老邢怕看见照片，触景伤情，取下了吧？
我问老邢：老孙的照片还在吗？
她说：还在。说着，从大衣柜里取出了一本相册，我看见在里面夹着那两张照片。还有好几张老孙吃饭的照片。老邢告诉我：那是前几年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照的。我看到了，炕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好几盘花花绿绿的菜，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碗里倒满了啤酒。老孙是个左撇子，拿着筷子，很高兴的样子。那些照片中，老孙显得老了许多，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一点病态来，他拿着筷子的手显得有些不大灵便。
我从相册里取出一张老孙拿着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塞的照片，对老邢说：这张我拿走了啊！
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工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在走神。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不过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抽不出水来了。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烟冒出来，几缕，淡淡的，活了似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的心一阵真发紧。我才真正的发现，我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啊！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10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坐上车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3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文章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是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却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到什么时候，你也要相信，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还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
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一个曾经的女英雄之死
难忘的路口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的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五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的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8里地），蜷缩在后车厢上。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也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子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上，扶着后车的槽帮，也使劲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旁时那清冽的样子。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那一年她17岁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的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粘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是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的，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了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