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笔力纵横，名满天下，求书者众多，每天求他替自己写字的纸就有数束。日本、琉球都有人来求字。一次，琉球国王让一个留学生回国前一定要梁同书写幅字才回去。梁同书满足了他的愿望，学生才高兴离去。郑板桥书法也很有特色，融真草隶篆为一体，杂以兰竹描绘之法，别成一体，郑板桥称为六分半书。
第二个时期是碑学时期。碑学是崇尚碑刻的书派。嘉庆、道光以后，书法家效法六朝碑版以及自秦及晋的石碑文。最突出的有邓石如、赵之谦等。
邓石如（1739－1805），安徽休宁人。他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碑刻。他学书善作变化，融合篆书、隶书，能以隶法写篆书，以篆书笔意写隶书，超越了前代隶书和篆书高手。在篆隶书取得突破后，他又以篆隶笔法入楷，超越了唐人。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开始学颜体，后钻研北碑，以碑北写行书。篆、隶学邓石如，并能融化，楷书以颜体为本而又有魏碑特点，称为“颜底魏面”。隶书又掺以楷法，很有个性。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清末大书法家。学书不囿于一人一体：楷书学颜体、钟繇，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篆、隶、真、行、草俱佳而以篆书为最。其楷书，严谨匀整；行草，气势奔腾；隶书，苍劲雄浑；篆书，雄放泼辣。
清代是书法中兴的时期，名家众多，上面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值得佩服的是，很多书家同时又是画家，譬如傅山、朱耷、金农、郑燮、赵之谦、吴昌硕等。虽是书画同源，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一人而兼善两艺，需付出多少劳动！
清代书法论著较为丰富，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书概》、石涛《画语录》。
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名若极，号石涛，释号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工人物画，尤善山水画。构图富于变化，意境新奇、雄浑。著名画家王原祁赞叹道：“大江南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与弘仁（1610－1663）、髡残（1612－1673）、八大山人，合称“清初四画僧”。
由于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明宗室采取优抚政策，石涛的大半辈子在清朝过，并两次恭迎康熙圣驾，坚持不懈地从事绘画创作。
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获取绘画素材，使作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奇山异水不断赋予他的创作以新意。
石涛注重师承，但不囿于成法。因此他的山水作品富于变化。当代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评论说，石涛“能熔铸千古，脱去时习，独出手眼，无一笔浙、吴两派习气”。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统一，还有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奉为圭臬。八 大 山 人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宗室，号人屋。“八大”，四方四隅人为大；“人屋”，广厦万间俱人屋。
八大山人性耿直，有异秉。八岁即会诗。善书法，工篆刻，精于绘画。曾画荷花一枝，半开池中，败叶散乱，横斜水面，生机勃勃。张挂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堂。他又曾画过龙，蜿蜒升降，欲飞若动。山人又喜欢说笑话，倾倒四座。
后来山人哑不能言，后弃家为僧，号雪阁，不久又发疯。其号先后易为个山、个山驴、八大山人。
山人酒后作画。作画时只将墨泼在纸上，或用破扫把将墨水洒在纸上，或用破帽把墨抹在纸上。一张纸搞得肮肮脏脏的，简直不忍目睹，这时他才拿起笔来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或成花鸟竹石，无不入神。如果写字，他就挥臂援笔，狂叫大呼，洋洋洒洒，立刻写出几十个字来。酒要是醒了，一个字都写不出。这时即使把百镒黄金放在他面前要他再写，他看都不看。
焦秉贞的西洋画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西洋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大概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有耶教天主像。
这幅像画的是一个神气圆满、彩色鲜丽的小儿。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只会画凸出的一面，所以没有凹凸之分。我国画家既会画凸出的部分又会画凹陷的部分，所以四面都圆满。”
康熙时济宁人焦秉贞研究西洋画后，领悟了它的画法：正面明而侧面暗，把暗处涂黑一点，明亮的正面就凸现出来了。后来他又把西洋画的画法来了一番变通，描绘人物甚工。
焦秉贞供奉内廷，他依康熙之命绘制了四十六幅西洋画耕织图，形态毕肖。不知者还以为是外国人画的。
傅青主作画
傅青主（1602－1683）即傅山，青主是字，明末清初人。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穿朱衣，住土穴，坚决不出来作官。康熙年间，他已70余岁，举博学鸿词，被强征至京。他躺在城西古寺，不参加考试。最后以老病辞归。
傅青主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他还擅长医术，尤其妇科。
傅青主以书画闻于世，但不轻易为人作画。
有位朋友求画。傅说，他作画，首先要选择时间，选不好不下笔。朋友约定中秋晚上作画。他说，如果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就要朋友准备好纸笔。
中秋到了，天气果然晴爽，朋友大喜。他知道傅饮酒，就先与他痛饮，从晡时（下午三至五时）到日偏西才罢。然后让侍者把墨研浓，把两张茶几拼在一起，将丈把长的玉版纸铺在上面，取铁界尺压住纸的四角，说等月亮东升时就用蜡烛光照着画。
不久月亮出来了，傅很高兴。他让侍者手拿一钵浓墨放在旁边几上，让其他人退下，独自一人执笔作画。朋友远立观望。只见傅手舞足蹈，好像发狂似的。朋友跑到他背后，用力把他抱住。傅狂叫一声，叹道：“你这一下子把我的画兴败了。”说完，把笔扔在地上不画了。
女画家的不幸
清代有个女画家叫李珍。她是湖北潜江人，便自号“潜江女史”。父亲叫李小峰，以画花卉闻名，是他教李珍画画并成名。但由于她父亲贪图权势和金钱，使富于才华的李珍遭遇不幸：她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李珍花卉画得好，求画的人自然多，求婚的人也多。答应谁好呢？他父亲贪鄙，要找个做官的作女婿，以便日后与官场打交道。
江夏（今武昌）县令诸可权的远方亲戚向李珍求婚。他家本来穷，有时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认为把李珍娶过来，靠她卖画，便可解决生活问题，便请人代为求婚。李珍父亲觉得把女儿嫁给诸某，就可捐一个县丞、巡检那样的官儿，便答应了。后来他听说诸某穷，又追悔莫及。
新婚之夜，李珍见诸某无能又难看，很不高兴。一个月后，李珍随诸某到汉阳婆家，妯娌笑她长得不好看，有的又说她的脚不够小，还拿她的脚细看。李珍的女仆偶尔劝阻，竟遭诸某之兄的耳光。
李珍不惯煮饭、女红，家里人又说她懒，无能。
不久，诸某即督促李珍到武昌取画具、画稿，希望她卖画得钱。李珍对这个要求很气愤。她认为，绘画是父亲教的，作品卖钱大半应归父亲。这又导致了翁婿之争。
父亲、丈夫都是贪鄙之人，夫家个个俗陋难堪。处于如此环境中，李珍感到如行于荆棘之上，便愤怒地说：“如果以大义要求我，我以自己的手艺养丈夫就够了，现在全家吃吃喝喝都靠我，哪有这个道理？”她于是把画具尽行扔掉，发誓不再作画。婆家见她如此，对她更为刻薄，多次骂她。李珍再也忍受不了，便吞生莺粟膏自杀了。
长江万里图
张学曾，会稽人，字尔唯，号约庵，工书，善山水画。顺治元年（1644），张到苏州担任太守。同级堂官孙承泽（益都人，字耳北，号北海，明崇祯进士，入清仕至吏部左十郎）、龚鼎孳（合肥人，字孝升，号芝鹿，明崇祯进士，康熙时官至礼部尚书，擅长诗歌）、曹溶（秀水人，字秋岳。明崇祯进士，官御使，归清后授原官。擅长诗歌）三人设宴为之饯行。
酒后各人展示所藏名画，互相夸耀。张学曾展示的是其所藏宋名画长江贯道（名参）“万里长江”画卷真迹。孙、龚、曹三人传观，爱不释手，赞不绝口。都说，这可谓压卷之作了。张很是得意。不意孙承泽突然对他说：“这图以‘万里’为名，而为你一人所有，岂不太贪；不如截为四段，每人一段，各得二万五千里，岂不是件好事？”龚、曹二人附和，拍手叫好，令侍从立即取刀尺来。爱图如命的张学曾一听，信以为真，连忙跪地乞求。孙北海大笑，说：“我现在想起唐代一副绝对了。”大家问是什么对。孙说：“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是集句对。上句出自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下句是刘禹锡《赠李司空妓》“恼乱蓟州刺史肠”句，改换了一字。
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一语可能是来自留美学者容闳一本书名：《西学东渐记》，意思是西方学术传入东方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遍世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来华，译介了西方数学、建筑、测量、历法和神学等方面的西方著作，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怀仁像到了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关闭的大门后，西学东渐加速了步伐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清朝前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天文方面。清廷入关后，德国学者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易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朝。清廷又易名《时宪历》颁行。从清初到道光十八年（1838），钦天监监正和监副由西方人担任。第二是军事方面。在平定三藩时期，比利时学者南怀仁制造火炮三百多门，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第三是自然科学方面。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雷孝思等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于康熙二十六年来中国传教，携有天文仪器和图书多种。南怀仁和张诚（法国人）等向康熙传授过自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在康熙的支持下，编译了《数理精蕴》。白晋、雷孝思他们帮助中国测绘了中国地图，康熙五十八年成《皇舆全图》。张诚有译著《实用几何学》。洪若翰、刘应治好了康熙眼疾。康熙帝让他们在皇宫建造实验室，制造丹药物，西方药物开始在中国传开。解剖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法王派铎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祀孔、祭祖，惹怒康熙帝。铎罗被送出澳门，凡不在钦天监工作的教徒一律出境。从此到嘉庆，西学东渐冷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速，原因之一是五口通商，闭关自守政策没法坚持，西方文化随着商品大量涌入。原因之二是译书量大。中译西书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学者开始从鸦片战争失败寻找教训，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多起来。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翻译馆翻译了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有算学、重学（注：即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等。第二是外国人西书中译。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书介绍西方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方面知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马六甲、新加坡华侨中传播西学，出版书籍。
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提供了几个西书中译的数量：
一、1843年到1860年，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类329种，占75。8％，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105种，占24。2％。
二、从1860年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西书555种，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他游记、杂著、议论45种。
三、1900年到1911年的10年中，从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译的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百年译书总数的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