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国民党“立停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周恩来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此后，毛泽东又致函宋庆龄，请她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宋庆龄女士当时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一向与蒋介石及其集团径渭分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为使“奉安大典”名正言顺，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仪式。但她在回国前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径渭分明。
宋庆龄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蒋介石十分尴尬又十分恼火。宋庆龄因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蒋介石惹不起她也不敢公开惹她。但正因如此，宋庆龄可以对蒋介石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蒋介石表面上尊重她，骨子里却根本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请宋庆龄出面劝止蒋介石不再打内战，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策略中的一个步骤，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蒋施加的诸多压力之一种。
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师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而蒋介石却认为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是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绝好机会。10月27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29日，他又到了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