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时来铁也生辉，运退黄金失色。不久，突然宋查理开始时来运转。那一天，宋查理在屋子里简直闷死了，于是他为散心来到了上海的黄浦滩。当时，他的两腿似坠两个沙丘，徘徊在那里。但是天是晴的，风是柔的，海是平的。而他因为心清不好，头老是低着，似乎是一个幽灵。
“查理，是你？”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宋查理转过头去，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他的面前。他高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态，但显得挺拔，潇洒。他不是别人，正是宋查理在美国时相识的那位留学生牛尚周。
牛尚周和宋查理二人张开双臂，朝着对方扑去。他们尽情地拥抱、亲吻。许久许久，宋查理首先松开了牛尚周，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心酸，末了他道：“我是多么的孤独啊，有话无处讲，只有影作伴。”
“那么说，你还没有夫人？” 尚周听了一愣道。
“夫人？我这一生恐怕只能单身了！”宋查理叹口气道：“像我这样的人，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谁家的岳丈敢招我这样的女婿！”
“别自弃，你这小伙子除了个头矮些，不是蛮精神吗！我看姑娘有的是，怕是还攀不着你呢。” 牛尚周拍了一下宋查理的肩膀说：“要解除苦闷，我看得给你找个老婆了，是不是？”
牛尚周的一席话把宋查理逗笑了。“看你说的，谁像你。”宋查理说着说着，挥拳友好地向牛尚周背上砸去。牛尚周马上求饶道：“别打了，打坏了，我看谁给你找婆娘？” 宋查理顿时把拳敛了下来。牛尚周心里明白几分，看来来查理确实想找婆娘了。而他在牛尚周面前那企图掩盖内心秘密的挥拳行动，又显得多么滑稽和可笑。
也许是宋查理的敛拳感动了牛尚周，牛尚周果真自告奋勇充当了传统的中国式媒人，并通过他的爱妻，把他那19岁的姨妹介绍给了宋查理老弟。
当时，牛尚周刚刚同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徒家庭之一结亲。相传这个家庭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在1601年由于耶稣会的先驱传教士利玛窦而皈依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产业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亦是圣公会的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那位优先生，自己也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了3个女儿，倪太太让每个女孩都缠足以保持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可是轮到小女儿就不行了。小女儿对缠足反应不适，发了高烧。出于父母疼爱儿女之心，倪氏夫妇只好作罢。由于倪家三小姐失去了中国传统的三寸金莲之美，因此也不成为当时中国绅士们的求婚目标。像其他大男大女们一样，她成了令父母头疼的“困难户”。要知今日何必当初。父母每每想到这里，免不了互相埋怨一通。
“丑小鸭” 成了三小姐的代名词。实际上她的真实名字叫倪桂珍，不过外人很少叫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学者父亲意外地发现，尽管有一双大脚，但她却爱好读书，并且家里的很多重活她都能干得很好。她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和经书，而其他女孩子则在练习刺绣。她8岁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校是上海的妇女联合救助机构开办的。14岁时她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很好，并且还会识谱弹钢琴。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钢琴是洋乐器，弹钢琴可不比一般。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倪桂珍女士的大姐同他是天生一对，非常般配。通过应有的媒人说合，就定下了文明婚姻。后来，牛尚周的表兄和知心学友温秉忠也从波士顿回来。于是，当牛尚周同大小姐结婚后不久，温秉忠便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只留下了一个妹妹就是受过西方教育、喜欢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了。
如果说她找婆家难的话，那么当时来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为了成全他们二人，温秉忠和牛尚周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宋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小姐当时在唱诗班唱赞美诗。且说那个星期天，宋查理随二位长兄去了。在教堂他站在牛尚周老兄的身后，牛尚周给他使了眼色，他展眉一瞧，见是一个使他心满意足、耳目一新的美人。她脸颊丰满，笑靥动情，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发型轮廓呈可爱的圆形，齐齐的刘海，平直的黑发向后梳，左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的一串珍珠，熠熠生辉。当时她身穿翡翠色的紧身旗袍。情人眼里出西施，宋查理一见钟情。虽说19岁的倪桂珍小姐比宋查理还小两岁，但她的个头也几乎同他一般高，而她流露出的特征和风度不同于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只要人家小姐不挑自己什么，宋查理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下午，也有人向倪小姐的母亲介绍了宋查理的优秀人品。眼下正为三女儿婚事发愁的倪母，略一思忖，也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谈谈。
如果说来查理与倪桂珍的婚事是传奇性的，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一点也不夸张，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结婚不到两个月。他们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据未查理回忆，他只约了她一次，可是小姐的母亲还没有答应。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的闪电式的结婚，这也合乎了宋查理的典型性格。这个人办事情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某些人拖泥带水。他有“一急四快” 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胸有大谋，从不甘心寂寞，按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持久，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动起手脚来，大有“拔剑而出，挺身而斗”之势。
结婚为人生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情。
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虽属海洋性气候，天气还是异常的热。
天热不如人心热，宋查理闪电式的婚礼便在这坐着也出汗的季节里举行了。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人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几十道菜，大桶的高架泥酒，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是通过商业、银行、各种行业、军界以及朝廷里的熟人同他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人。结婚对于宋查理来说，等于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门已经微微打开。遗憾的是，没有史料记载表明，宋查理自己的家里当时是否有任何人从海南岛来参加这一盛典。要知道青红帮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有很大势力，如果宋查理的父亲或哥哥来参加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的。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查理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蜜月把情人们溶化为一起。当时薪金的菲薄，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他们15美元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家庭。幸而新娘按习俗从娘家带来丰厚妆妝使收支相抵。这是宝贵的老本，包括那套金银首饰。她的家族还使来查理得以进入某种相当于英国伯爵地位的小圈子。他这时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可望充分利用他们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已经到来。
新婚后的宋查理，时来运转。愁闷由欢乐代替，孤独变为伉俪相陪。人生竟像万花筒一般。
当时宋查理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未查理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对于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再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这不是别的，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绝秘的计划。1887年11月4日他写给《基督教倡导者》的信，可以反映他那美妙的前景。
当时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了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我的世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当年宋查理与倪桂珍的结合给他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宋查理的人生从此开始步人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
3．林肯纪念日那一天
当年，宋查理的天赋本来就使他不安心于毕生作一个平平凡凡的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精力充沛，天性好动，情感强烈，易于爆发，加上他在缉私艇上练就的擒拿格斗功夫，他还爱动不动与人争斗。当初那些企图把他培养成一个终生传教士的人，如琼斯、穆尔、卡尔、马克谛耶等，都是一些善于处世的人，他们仅仅看到了他的聪明、机灵、多才多艺，以为他可以按他们的愿望塑造成型。殊不知这个海红袍的小同乡，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品性却是胆大包天、旁若无人、蔑视传统。婚后的宋查理在适宜的环境里，这种勇于打破规章的天赋日滋月长，逐渐成为他性格的主流。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当时旧秩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侄桔，温良恭位礼让只会自我窒息。
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1888年古老的春节前后，宋查理正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不小的秘密会社，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
宋查理加入的是以反清朝统治为宗旨的三合会。当然，这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三合会在外一般称为红帮，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耐人寻味的组织之一。上海是它的老营，在上海的当权人物中，多数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否则就在这里站不住脚。宋查理的加入显然是由于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他们既然非常慷慨地使宋查理进入了他们的家庭，也就有必要把他带入现实世界。从这时起，宋查理大多数最密切的同事都是红帮的爱国成员。
奇怪的是，宋查理自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清事业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也开始走红了。彼时的林乐知不再和他为难，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牧师，接着又凋到上海地区，进一步接近中国财政和革命的中心。
为了反清事业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的生计，宋查理迫切地感到他需要钱。在美国经商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儒目染，他很快看出了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查理当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自己办一个印刷厂，用当地生产的便宜纸张、硬板纸封皮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印刷这些书刊。从宗教方面看，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提供了帮助。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宋查理的主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筹办过程中，宋查理又听取别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种稻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可以猛增。
宋查理为自己的事业所鼓舞，整天东奔西跑。他的急性子这时显现得更明显，他吃饭快走路快办事快，而且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有一天，他与一个三合会的掌门人约好在一家咖啡店接头洽谈有关厂址的几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