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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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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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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