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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第二骑兵师）、行军路线（出发地敖德萨）以及参谋部地址。
当下级参谋机构承担了战场初步审问的任务以后，师一级便扩大了审问的范围，从一九四二年夏天，格伦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之后不久起，审问就根据东线外军处的非常全面的问题单进行。问题单开头的问题是俘虏的家庭生活、职业、入伍时间以及他整个的作战活动，不仅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部队的任务、编制、兵力、条件、补充人员、指挥官、指挥系统，以及炮兵阵地、火箭阵地、地雷区、弹药堆集所和燃料库的位置，而且询问德军的火力效果、每次战斗部队的伤亡情况，以及毒气战的准备情况。西线外军处也印制了这样的问题单，但没有这么详细。除此以外，许多部队留有它们要求俘虏回答的问题单。
这些审问主要弄清了战术上和编制上的问题（通常是敌军的战斗序列），这些情报对于师一级具有重要价值。一九四三年夏季防守奥廖尔的第五十六步兵师，从审问一个俄国中尉逃兵中得知，四七五追击炮团在俄军第三集团军二六九步兵师附近投入了战斗。德军二九九步兵师发动的一次进攻抓获了一百六十五名俘虏，这些俘虏证实了一零二步兵团和其他部队的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入伍前是田纳西州农民的二十六岁的二等兵詹姆斯·Ｓ——，供出了第一装甲团他所在的那个营的编制和装备情况。他的战友、二十四岁的俄亥俄州二等兵罗伯特·Ｄ… 一说，该团属于第三十四步兵师。这是假的——是证明战俘的情报大约只有百分之八十可靠的例子之一。但这个二等兵可能没有撒谎。无论是第三十四步兵师，还是第一装甲师（第一装甲团的实属单位），都分散驻扎在同一地区。要末发生了临时改编，要末第三十四步兵师离得比较近，这位二等兵就认为他所在的那个团属于这个师。
一九四三年一月，驻北非的第十装甲师的情报官报告了“美国的一种新式反坦克武器”。他说，这个情报是一月十五日审问一个被俘的美国军土时获得的。这个战俘说他自己所在那个防区的美军，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迈杰兹巴卜北面的二九五高地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的。这位情报官写道： “这显然是一种火箭炮，可由单个步兵发射，据说有极强的穿甲能力。这个武器有一根大约一·二米长、八厘米口径的又薄又轻的钢管。”他不仅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画了草图。这就是火箭筒。俘虏提供的这个情报，是德国所知道的关于美国这种使人感到惊讶的强大武器的最初消息当中的一部分。
每个师通常将每次审问口供印制五份。自己保存一份，另外四份寄走或送走。军和军团各收一份；集团军收两份。
师一级的彻底审问实际上排除了就战术问题进行进一步审问的必要性。军部很少审问。军团司令部大体上只是审问特别重要的战俘，比如高级指挥员、一般参谋和专家。军团情报官常常亲自参加这些审问。由于这一级翻译的语言能力高超得多，加上这一级所掌握的在审问中可以加以利用的情报要全面得多，因此军团司令部战俘情报的可靠性增长到百分之九十。集团军接受和分析这些情报，一般来说很少自己进行审问。
然而，在法国，指挥着两个集团军的西线总司令，在盟军入侵之后，在马恩河畔夏龙建立了一个审问所。它能容纳六千战俘，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头几天，它只关押了大约四百名战俘。战俘们是在这个所的三十间单独牢房里分别进行审问的。总司令情报官手下的审问者，就军事和战术问题对他们进行初步审问。十月十二日在亚琛被俘的三十四岁农民，中士阿诺德·Ｆ·Ｃ——详细供出了第九步兵师第九侦察队的人员装备：五名军官、一百五十名士兵，两部半履带式车辆、两辆吉普，一辆载重量为两吨半的军用卡车，第一侦察排有九辆吉普，三挺零·三英寸口径机关枪、三门两英寸口径追击炮，三部火箭筒，以及其他侦察排的诸如此类的装备。
有专门知识的战俘交由专家审问者审问。专家审问者有四名，两名来自外交部，两名来自纳粹党对外情报部经济情报处。当盟军的推进迫使夏龙战俘营转移之后，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迪茨成立了一个特别审问队，由三十六人组成——十名行政人员和情报分析员、十二名翻译和十四名警卫。
在这一级以上，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审问单位，获取对它们有特殊用途的情报。东线外军处三组Ａ小组有一个小型审问营，约有八十名重要战俘，例如高级军官或被降级的军官，原来设在勒岑（今波兰的吉日茨科）附近，离东普士元首大本营不远，后来设在柏林附近的卢肯瓦尔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它的八名德国工作人员和十九名俄国工作人员进行了六十三次审问。部分战俘就他们所了解和德国人想获得情报的问题写了详细的交待。谢尼克夫少校列出了一个步兵补充团的编制表和一份情报人员的名单。鲍罗丁下士描绘了红军的医疗工作和训练情况。
西线外军处宁愿建立流动审问队。有一个这样的审问队，提供了一份关于一九四三年在突尼斯的英军土气的报告。另一个名叫弗里茨分遣队的审问队，提供了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它审问了战略情报局彼得·Ｓ——中尉，让他交待如何执行从德国在意大利的俘虏营中救出盟军俘虏的任务。三十二岁的纽瓦克林木护理师Ｓ——，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和他的小队空投到大萨索地区，携带的物品除了一枚美军中尉徽章以外，还有一个假身份证，两卷烟纸（德国人对它们作了隐显墨水检验）和大量意大利钞票。
按照计划，他和他的小队将把救出的战俘带到亚得里亚海岸。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战俘营，十月底，ｓ——命令他的小队化整为零，各自穿过前线。他自己在山中住了六个月，睡在小棚屋里，吃的是面包土豆，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当他前往比森蒂的时候，被德军俘虏。除了弗里茨分遣队以外，还有三个流动审问队在盟军入侵诺曼底的初期，在阿朗松的一个俘虏拘留所里审问过盟军俘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有四个这样的审问队，直属西线外军处处长领导，在西部战区进行活动，每个军团司令部分配一个。
在战争初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审问战俘以获取作战情报当作它的一项职责。在法国战役期间，当德军正在埃纳河休息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在审问两名战俘时发现，法军在它们的阵地里坚持了十四天，一直没有换防，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情报促使德军作出了立即前进的决定——三天以后他们渡过了埃纳河。
后来，为获得作战情报而进行的审问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寻求经济和技术情报的审问。一九四三年，谍报局在俄国有四个战俘审问队（每个集团军一个），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在离哈尔涅科普大约一英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俘虏审问营。俘虏审问营里有一个藏有大量参考材料的图书馆，有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档案（里面载有敌国具体工厂的详细情报），还有一些可供撰写审问报告的房间。俘虏审问营把这些报告提供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的外国情报处，该处在东线也有自己的专家审问队。有一个专家审问队是由罗伊斯亲王少校领导的，罗伊斯亲王是十二世纪德国中部一个皇族的后裔，人们传说这个皇族的家系就和它的小小的领地一样地复杂。这位殿下的审问队和另一个审问队为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提洪了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西线，为了获得经济情报而进行的审问成果较少。意大利人将战俘关押了一年多以后，才第一次允许谍报局经济处的一位军官对他们进行审问。多数战俘对于他们经过的港口和道路，要末没有注意，要末忘记了。即使地图也不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后来，在突尼斯被俘的一百零八名美国俘虏被押到卡普亚俘虏营，事实证明他们太年轻，太低微——都是农民、工人、学生，提供不了有用的情报。
战俘提供的情报对上级司令部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它的最简单的情报；证明他们是敌军哪个部队的。个别来看，这些证明意义不大。说实在的，在整个战争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审问提供过对高级司令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是，许多个别的证明集合起来，却帮助了情报官和东线外军处与西线外军处掌握敌军的战斗序列。
在多数情况下，这只能使他们了解敌军刚刚在干什么，并能使他们推断出敌军能够干什么。比如，从一位俘虏那里了解到，美军第八十八步兵师不是像德国人想像的那样在法属北非洲，而是自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以来一直战斗在意大利。这就能证明美军在意大利的实力和潜力比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序列情报帮助德国人得出了战略结论。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位战俘透露，美军第一步兵师正在大不列颠。把一个久经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