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
通过这些细致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厌烦的活动，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为德国的战术情报和作战情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低级或中级情报，预告了敌人的进攻，提供了有关敌军战斗序列和敌军弱点的确切情报，既识破了无线电静寂，又识破了无线电诱骗。
比如在俄国，通讯侦察中心站每天发表一篇报告，列出通过通讯情报而被识别或得到证实的敌方所有部队的名单。一份典型的这样的报告，有十四页谈到了苏联的陆军部队，两页谈到了游击部队，两页谈到了空军部队。这份报告从南到北介绍了漫长的俄国战线，列出了一直到师一级的主要部队。
“第五近卫集团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测向队测定该集团军司令部在斯塔斯宗夫（波兰）东南地区。根据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的一份电报，这个司令部正在转移驻地，”报告中有一条目这样写道。另一条目根据莫斯科嘉奖英雄部队的一则广播，列举出了二十个师及其师长的名字，这些师的位置及其所属部队。这份绝密报告印了三十七份，送给东线外军处。根据这份报告和其他一些情报材料，东线外军处就能掌握德军所对付的苏联部队的情况。
一九四四年在法国，通讯侦察部队高级指挥官在确定美军的战斗序列方面，同样达到了极高的准确性。从盟军进攻发起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通讯侦察部队确定了美国第一军团、四个军和十五个师（或者是这些师的部分部队）的位置。比如，它正确地列出了第八军所属的几个师：一零一空降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九十步兵师的部分部队。这些情报中很大一部分后来写进了西线总司令情报官的战斗序列报告中。临近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里。康特罗尔的高级军官在诺曼底英国第二集团军所在地区使用的一部后勤密码被破译出来，使德国人掌握了为建立桥头堡而运抵那里的人员和装备的确切数字。比如，他们获悉，从七月一日下午六时算起的二十四小时内，同盟国卸下了四千三百七十一吨供应晶，一千二百三十二辆车辆，还有一千七百人的部队运抵该地。
更加具有直接价值的，是那些透露了敌军即将采取的措施的通讯侦察结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诺曼底的德国通讯侦察部队证实了美国第十九军的到达，并于第二天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该地区将爆发一场大规模进攻。进攻果然发动了——但由于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而于当天就停止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六月十九日，通讯侦察部队截收了要求盟军空军部队至迟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卡昂的西面和西南面进行航空拍照的命令。这等于告诉德国人盟军可能要发动进攻以及进攻的地点；他们作了相应的准备。不出所料，盟军果然发动了进攻，但同样遇到了强烈抵抗，结果，三个星期之后，盟军差不多还是呆在他们发动进攻时的阵地上。
在法国的前线部队最欢迎那些预报敌机将要进行轰炸的通讯侦察结果。德国人截收并破译了英国要求空军支援地面部队的电报。然后他们根据截收的情报，用密码播送警报。
在每个师的司令部里，有一名军士经常守在专门收听这些广播的收音机旁。当他收听到一则密码广播之后，立即交给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在半小时之内将它译出，并送到他的指挥官或作战参谋手里。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九点，西部战区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如下警报： “（位于法莱期西北十五公里的）索伊格诺尔斯西南两公里的装甲部队将马上遭到轰炸。”这样的警报每天要广播二十至三十次，由于轰炸通常恰好在预报的时间，或者不出一小时左右发生，德国情报——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的正确——大大减少了伤亡和损失。一位通信兵军官从前线报告， “这些广播警报极受重视，”它们“受到了衷心的欢迎”。 在西线，通讯情报产生了最有价值的作战效果，是在凸出地带战役期间。
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地区发起进攻之后，美军赶紧调运部队，以便击退德军。美国第一集团军驻防地区的宪兵营指挥很大一部分调兵工作。调兵是根据上级当局确定的路线进行的。德国人很快发现，这个宪兵营用密码向它的所有控制点广播这些路线——德国人知道了三十五个这样的控制点，确定了其中二十二个的位置，它们多数设在法国两条全国公路的交叉点上。广播介绍了调运部队的名称、出发时间和地点、路线，平均速度、车辆数目、行军纵队数目、目的地和到达时间。通讯侦察部队估计，它截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广播，几乎百分之百地识别出了所有按照预定路线调运的部队。通讯侦察部队说，没有预定路线或者绕过这个地区的那些部队没有被发现。这使西线德军司令部准确地掌握了敌军有哪些部队将被调来，从何处调来，使哈佐·冯·曼特菲尔将军能够转移他的第五装甲集团军，避开了盟军的打击。
但是，通讯情报并不是总能使德国人赢得胜利。有时候它的情报在递送的时候虽然是正确的，但当敌人的计划改变了，它却没有察觉出来，情报就变成过时的了。比如，一九四三年，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报告： “六月二十五日察觉出俄国打算对旧鲁萨发动进攻，进攻将于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发动，参加进攻的有六个装甲营和其他部队。然而进攻并没有实行，大概因为气候条件不利。”
通讯情报还经常由于许多决定战斗成败的非情报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而变得无效。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通讯侦察中心站在它的一份报告中透露； “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奉命改善服装和衣着用品，领取新的内衣，检修全部飞机并准备飞行，改善伙食，每日三顿热腾腾的饭菜。”第二天，正准备换斑的德军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第十一近卫集团军的两个师，奉命在下午五点以前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当德军在八月十六日发起强攻的的时候，第十一近卫集团军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反击。但是这次预先警告并没有使德军能够阻挡得住俄军的进攻，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支俄国部队第一次使地面战争的战火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燃烧起来。
有时候，通讯情报完全遭到失败。它所依靠的证据是虚无飘渺的——只是监听员耳机里听到的东西——而且可能被隐瞒，或者是捏造的东西。德国人偶尔上了无线电静寂的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法国的第七集团军情报官宣布，无线电静寂意味着盟军在准备进攻，但是在北非，英国人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成功地隐藏了一个师，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完全停止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静寂还使盟军多次出其不意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无线电诱骗也被用来愚弄德军。俄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要使用一次这样的方法，但德国人似乎都把它们识破了。而英国人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却成功地利用无线电诱骗将三个装甲师从前线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
最常见的失败或许是分析错误。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参谋总长约德尔认为，一份截收到的关于司令部转移的电报，可能意味着英国人即将占领整个爱尔兰，以夺取西部港口。
他完全错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在列宁格勒前线报告： “五月的头几天， （俄国）第八集团军只有少量的无线电通讯，不久就完全停止……除了第八集团军的无线电静寂之外，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没有规律，电报比较隐晦，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转移了……所有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
可是进攻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许多成功的例子抵销了偶尔遭到的这些失败。除此以外，通讯情报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敌方部队的存在、位置和动向的情报，敌军的这种战斗序列基本情报，透露了许许多多关于敌方力量和意图的情况。一九三九年，野战部队指挥官不信任通讯情报，当这些情报不是来自电报的内容，而是来自根据电报的数量和来源所作的推测的时候，就尤其不予信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到了一九四三年，他们反而把通讯情报当作他们最好的情报来源了。第四十装甲军情报官指出，该军通过一九四三年二月提供的“非常出色的”通讯情报， “几乎始终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态势、位置和实力。这些了解对全部消灭波波夫的装甲集团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西线情报官获得的情报中，百分之六十来自无线电情报，百分之四十来自所有其他情报渠道。
西部战区参谋长称通讯情报是“弄清敌人情况的最重要手段”·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称它是“所有情报人员的宝贝”，东线外军处负责人格伦把它列作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哈尔德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它是“最丰富最好的情报来源”。
实际上整个德国空军是迫不得已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参加了这个魔术般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四年五月，当官方仍然替空军保密的时候，空军已经设立了通讯主任一职，任命沃尔夫冈·马蒂尼少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自己的部门内成立了三处（无线电处），三处Ｃ组处理无线电情报。组长是库特·戈特施林。他的第十项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
到了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十个流动截收连和十四个固定截收站。后者的掩护名称是“气象台”，通常是在一栋石头平房里进行操作，平房附有汽车库和营房。底层是无线电收报室、测向控制室、资料分析室、通讯室和行政管理处。顶楼是会议室、应急厨房、休息室和储藏室；地下室里安装着动力和供暖系统，还有车间和作坊。平房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木塔，支撑着闪闪发亮的蜘蛛网天线。每个固定截收站监听一个指定地区。比如，德国西南角的特里尔截收站，监视着法国、比利时和荷兰。
空军通过它的四个大机群执行作战任务，每个大机群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每个大机群配备一个无线电侦察营，每个营由两个流动连组成，和大机群一起在战地进行操作。每个大机群在德国有一个支持性的固定截收站。战争期间，无线电情报越来越有价值，以致有三个无线电侦察营扩充为无线电侦察团。三五三团侦察俄国，三五二团侦察地中海——该团的一个连在阿蒂卡的最南端苏尼翁角设立了一个监听站，在这儿的海岸峭壁上，有一座破旧的海神庙，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上显得巍然高大。三五一团集中对付西线的盟军空军。
该团多半在夜间工作，各营有具体的分工，比如三五七营，专门监听重型轰炸机方面的无线电情报。
指导整个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是三五零营，它包括空军总司令的密码中心和无线电侦察战地中心台，前者设在波茨坦新宫前皇家马厩里，后者设在特罗伊恩布里岑空军战斗机第一军附近。这个营的营长，因而也就是整个五千人的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首先是乌尔里希·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他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死，死前由于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和令人垂涎的骑士十字勋章，一九四二年之后是鲁道夫·弗里德里希上校，他业余时间酷爱打猎。
这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谋求弄清敌方空军的机构、补给和作战活动——这在西线的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味着预告盟军的空袭。德国人通常是靠监听盟军轰炸机上的无线电人员在飞机起飞前测试仪器设备来判定他们是否进行空袭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监听员打开一套德国监听设备，对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频率，逐渐听到多重的尖啸声和嘁嘁喳喳的声音。德国人很快判断出，约有十六架轰炸机将从赫姆斯韦尔起飞，约有二十四架从沃丁顿起飞。他们立即通知了夜间战斗队大队。
同盟国时而企图用不只是在将要起飞的飞机上调试仪器的办法来欺骗德国人。但是德国人通常识破了这一手法。无线电人员的谈话有时候暴露了目标；测向仪每隔两三分钟进行一次测向，将每个测定点串联起来就是敌机的飞行路线。
有一个无线电侦察连，让无线电监听员坐在挪威沿海远程巡逻机的空中射击员的位置上。这些飞行监听员及时预报了皇家空军的许多次空袭。但是伤亡率很高，必须不断地训练每架巡逻机上十名机组人员的伤亡补充人员。
在美国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