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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海因茨·马里亚·卡尔·约斯特， 三十岁，律师。他出生在法兰克福以北大约六十英里的霍尔茨豪森村，他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个药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德国举国称快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当德国遭到惨败，他的梦想化为泡影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响的青少年了。他后来说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次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艰难的岁月，唤醒了我对我的祖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约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定型的。他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这个据他自己说在中学与他们一起从事体育活动时逐渐认识了的阶级，一直被他自己那个“孤傲清高的”资产阶级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在他看到这个裂痕的同时，他开始认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其他政党早就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这个弊病和其他种种弊病，但是约斯特没有接受它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纲领。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75946 号，说明他入党相当早。
他在几个城镇的法庭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同时为纳粹党进行各种志愿性事务活动：散发传单，管理现金，处理地方问题，主持地方宣传。当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仍然留在黑森从事文职工作。六个星期以后，纳粹夺取了黑森州的权力，约斯特有一个纳粹党员朋友，担任了黑森州高级警察官员，这位朋友任命约斯特为小小的历史古城沃尔姆斯的警察长。不久，这位朋友把他调到吉森，离他的家近多了。但是这位朋友在同一个地位更高的纳粹党徒的斗争中失败了，被解除了职务。后来，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约斯特，也被解除了职务。约斯特被撤职的借口，是他未能镇压一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纳粹党街头队伍褐衫队与警察在吉森发生的一场冲突。不久，纳粹党在柏林德国劳工阵线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时候，约斯特的那位朋友来到纳粹党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工作。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阴险毒辣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当时，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头，火箭般地往纳粹权力顶峰上蹿：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约斯特来到柏林之后不久，他为党卫队保安处赢得了纳粹党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权。他的下一步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为这个纳粹党机构夺取政府中的情报部门。他首先选择的夺取目标，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渗透的反间谍部门。谍报处和他自己的一个机构——普鲁士秘密国家警察局——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并未使他有所顾虑。他正在物色一个人来领导这项新工作，他从约斯特的那位老朋友那里听说过约斯特。约斯特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律师，恰好是正在招兵买马、自称是国之精萃的党卫队保安处所要雇用的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可以随便让他加班加点地干。在纳粹党还未掌权时，他就参加了这个党，他讨人喜欢，非常聪明。但是，他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那末为什么海德里希选中了他呢？原因恰恰在于约斯特缺乏这些东西。他对海德里希的威胁比较小：当时海德里希的机构还未变成后来那样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恐怖力量，他不愿冒把控制权丢给别人的风险。因此他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卫队少校约斯特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毫不费劲地开始了一番最重要的事业。
最初，他的公开任务并不是向国外派遣间谍，而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活动。为此，他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他们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工业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情报目标，最需要得到切实保护，防止这些假定存在的敌特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只是提提建议。它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但这并没有阻止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党卫队保安处三组，即对外情报组，由约斯特担任实际领导，后来担任了正式领导。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许是因为它需要依靠纳粹党的金库，而纳粹党的金库从来没有政府的金库那么满。工作不得力还表明，海德里希的兴趣，与其说在防止外国特务进行活动，不如说在国内积聚权力。因为他还向约斯特分配了其他任务。他交给约斯特一个盖世太保总部的政府职务：反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约斯特担任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前往西班牙，与佛朗哥的警察部门缔结了合作协定。后来，他命令约斯特负责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是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固然约斯特担任这些职务，需要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但这样做巩固了他的地位，也等于巩固了海德里希的地位。
约斯特以全付精力进行内部权力斗争，在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的最初五年期间，它没有对外国展开重大活动。
最多不过是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些前哨站建立了情报通讯网，由熟悉德国的外国人进行工作。比如，三组在斯图加特就建立了一个小组。三组在这方面的各种协调工作，都是由约斯特的主要助手阿尔弗雷德·菲尔贝特博土负责的，菲尔贝特是约斯特在法学院时的同学，也是党卫队保安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成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兰。海德里希立即派遣约斯特去执行另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被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和一个集团军参谋部一起工作。但是，战争的爆发，使间谍工作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并且暴露了三组工作的不适应。虽然海德里希本人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却严厉批评了三组。在波兰战役期间，有一次菲尔贝特代表约斯特出席党卫队保安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对菲尔贝特说，外国报告只不过是一些剪报和广播报道的可怜的大杂烩。他要求改进这项工作，只有直接经过情报活动搜集起来的情报才能送交给他。
约斯特在十月中旬回到德国的时候，他发现反情报活动已经停止了，他的盖世太保的职务也不再存在了，三组已经成为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保安总局是一个半纳粹党（党卫队保安处）、半政府（保安警察）的机构，由海德里希领导。
那时候，约斯特在战争爆发的推动下，由于卸掉了盖世太保的职务，新的机构加强了他的地位，希姆莱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一项协定使他免受外交控制，海德里希给他以鞭策，因此他在战争中期便开始从事一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艰巨、使人心碎的任务：建立一个对交战国展开间谍活动的间谍组织。他改组了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将它分成互不协调的组和小组。他用第三帝国神秘莫测的数字编号法给这些组和小组编号。比如ＶＩＧＺ指的是美国小组——ＶＩ代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 Ｇ代表六司西北组，Ｚ代表该组的美国小组。约斯特有五个地区组，菲尔贝特领导的Ａ组进行监督、联络和无线电情报活动，Ｂ组处理技术问题，例如通讯和制造假证件，Ｈ组侦察“外国的假想敌”——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政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移居国外的德国人。
六司的支票——自从它成为纳粹党机构以来是由纳粹党财务处签字的——比同级政府机构的支票要小。六司中经验丰富的情报负责人员，都在不同的警察部门担负着政府职务，他们不愿放弃这些职务，去干拿钱少的工作。约斯特只好在他的部门中雇用聪明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由于受纳粹’哲学的蛊惑，受党卫队保安处知识分子环境和似锦前程的引诱，愿意为理想而不是为金钱工作。许多这样锐意求进的青年，在三十年代纷纷来到党卫队保安处，约斯特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菲尔贝特也是一个。
然而，由于他们年纪轻、资历浅，缺乏经验和管理训练，而又目空一切，因而党卫队保安处的对外情报活动开展得并不好，不能适应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除了要解决从国外获取符合实际的情报这个棘手问题以外，还要符合希姆莱在一九三八年就为他们规定好了的三个条件： “一，日耳曼血统或类似血统；二，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三，政治上绝对可靠。从来不捉要客观地分析估价情报。海德里希后来更加顽固地坚持这个态度，他宣布训练的目的是“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坚持党卫队的立场”，而“纯科学的军事训练是次要的”。情报活动要想取得成功，除了遇到这些障碍以外，还面临着时间、人力和资金的不足，以及战争所造成的不利条件，例如边界被封锁，敌国掀起间谍热等等，最后，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头子约斯特本人的个性也成了问题，海德里希最初希望他具备的那种消极性格，不可能取得海德里希现在所需要的积极效果。那些消极性格，也不可能在第三帝国内部争夺控制权的生死搏斗中取得胜利。尤其是约斯特在争夺里宾特洛甫的地盘时不能给海德里希以足够的支持。海德里希刚刚撵走了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保护人，这个保
护人墨守成规，阻碍了海德里希的权力斗争。现在该轮到约斯特倒霉了。
这个情况逐步变得明朗化之后，德国保安总局的那些坐山雕开始啄食了。盖世太保头子、保安总局四司司长海因里希·米勒企图让六司为四司工作。约斯特拒绝了，说那不是他份内的事。米勒指责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政治上不可靠”。一九四零年六月，盖世太保头子见了面总是称“您”的德国保安总局人事司司长来到约斯特的办公室，宣布停止供给资金。海德里希支持这一打击行动，因为他有一个心腹，他想把这个人安排在约斯特的职位上。一九四一年二月或三月，当约斯特仍在坚守着岗位的时候，海德里希对他说，如果他连他老婆（非纳粹分子）的政治可靠性不能予以保证，他肯定也不能保证他的部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约斯特受到这样的攻击，工作更难以开展，健康进一步恶化。
海德里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确实想走开。离开海德里希，他无疑是愿意的，但是他不愿放弃权力。在入侵俄国之前几天，海德里希说约斯特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负起沉重的工作负担，派遣自己的一个年轻心腹充当约斯特的副手和六司代司长。约斯特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暂时还是六司名义上的司长。后来他离开柏林，指挥党卫军的一支特遣队，为德国清洗被它占领的东方领土，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劣等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游击队员。
取代约斯特的海德里希的那个心腹，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他三十一岁时担任了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是德国保安总局中最年轻的司长。他是党卫队保安处的宠儿。
他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权力的呢？
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瓦尔特·舍伦贝格出生于德国西南角与卢森堡毗连的萨尔布吕肯。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商的儿子，排行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占领了萨尔，把他的一家赶到了卢森堡，经济萧条严重损害了他父亲的生意，年幼的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学医，改学法律，因为学好了法律，就有希望在政府中找到一个职业，能够较快地领取比较固定的薪水。同约斯特和未来的党卫队保安处年轻一代的其他人一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及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对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在纳粹党掌权之前加入这个党，这个耽误在后来玷污了他的名誉。只有当他谋求一个政府支持的职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当一个纳粹党员的重要性。他既向纳粹党申请当一名党员，也向党卫队申请当一名队员，他认为两者是“上流人物”的荟萃之所。奇怪的是，他首先被接纳为党卫队队员，一个月之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被吸收为纳粹党员，党证号码是3 ，504 ，508。他在上波恩大学的时候，经常在纳粹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他讲演完毕后，穿着党卫队制服的两名教授吸收他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大学作的“职业联合会、政治联合会和私人联合会”的报告，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梅德里希把他带到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