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局刊登广告。战前，德国在国外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向领薪水的人，特别是政府雇用人员，提供贷款。
一些债台高筑的人向谍报局申请贷款，谍报局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出它最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军官、军士、或者军事机构中的官员——向他们提供贷款。如果有人不能按时还钱，谍报局就提出以提供情报作为延期偿还贷款的条件。许多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他们陷得越深，谍报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个法国骑兵中尉，因为他的情妇挥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个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当他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无法偿还债务时，谍报局要他参加选拔参谋的考试。他考上了，不久就提供更高级的材料，例如有关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年度报告。后来他争取调到了巴黎，在那里，他靠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情报来供养他的女朋友。只是战争的爆发，才中断了这种关系。
谍报局还雇用侦察员去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谍报局汉堡站的经济学专家同时又是侦察员。当他经过被占领的欧洲时，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物色合格的人物，他发观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纳粹主义的难民而获准进入英国。战争开始以前，在国外的一些德国同情者，自己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同样也在物色有可能成为特务的人。比如在威尔士，许多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憎恨英格兰，就有一个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到加的夫大学讲学的人向谍报局报了名。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国期间，前线侦察单位的成员，从亲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如法兰西人民党、保安队以及比利时法西斯党人等那里招募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有两个特别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员，他们的代号是“马雷夏尔”和“夏利”，他们在法国劳动营和维希法国“流亡”政府总部所在地德国南部的西格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为间谍的人谈话。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德占区和未被占领地区的边界上，有时哨兵把企图违禁到德占区探亲的法国兵带到谍报局。波尔多谍报站帮助这些士兵成行，条件是必须保证带回情报。
几年以后，当同盟国的入侵开始逼近时，这个谍报站雇了一个在军事机关中工作、并同公众有接触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来访中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马上给谍报站打电话。然后由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去见这个人，对他进行试探。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前外国军团的成员。
特殊的环境有利于招募间谍。战前，在德国和法国、卢森堡交界处，谍报局经常抓到法国间谍，然后把他们放了，条件是给德国当双重间谍。一九四零年，当德国军队入侵海峡群岛时，他们至少说服了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犯人为他们做间谍工作。
数量最多的，要算来自战俘营的特务。当谍报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务到北非进行大规模活动时，它发现了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而今在法国战俘集中营里奄奄待毙的阿拉伯人。谍报局表示，如果他们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就把他们空投到他们的老家。在东方，谍报局从俄国战俘中收买了数以百计的特务。
党卫队保安处的做法也是这样。舍伦贝格的大规格的“策佩林”行动，把几百名前战俘空投到俄国当间谍。由于其中许多人，一回到祖国就向当局自首了，一九四三年德军在库尔斯克受挫，战争的发展情况变得明显之后，尤其如此，于是德国人只吸收那些因为犯罪（如逃兵）而断了回路的人充当间谍。如果有的候选人证明不了自己断了回路，德国人就强迫他们：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杀苏联公民；然后把这些刽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摄下来。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吸收他们当特务。由于党卫队保安处的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有时不得不从国内情报部门调个别特务到对外情报部门去。例如，一个叫海因里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国内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接着在维也纳为党卫队少校阿道夫·艾希曼工作，后来又调到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处第六组组长威廉·赫特尔上尉领导下的对外情报部门。舍伦贝格还从来自瑞典、瑞士和芬兰的党卫队志愿军小分队里物色特务。在森海姆的外国人党卫队军营里，他的第六司的一个官员，冒充政治哲学教官，物色有可能充当特务的人。另外一个官员，表面上是书信检查员，阅读他们的信件，以寻找另外的线索。
党卫队保安处没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那么拘谨，它能采用比较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舍伦贝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创见。德国保安总局第五司（负责侦探）
司长指示给姑娘发许可证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们在所在地区周围物色……合适的妇女……要非常漂亮……举止有风度……聪明、老练，懂点外语更好。……把她们报告给……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这样斜倚在第三帝国的路灯柱上的完人，却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谜。
希姆莱的招募计划更加富有想象力，这种招募计划既冷酷无情又不顾一切。他设法强迫未婚夫们给他当间谍，如果不同意，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他作为内务部长，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这种权利；作为党卫队队长，对党卫队队员也拥有这种权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要求舍伦贝格考虑一下：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弗里德里克·多伊奇是否能当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弗里德里克·多伊奇准备和意大利贵族西佐一诺里斯伯爵乔万尼·恩里科结婚。同时，他命令舍伦贝格建立一个小组，为了同样的目的专门审查类似的结婚申请，舍伦贝格告诉他，这个主意看上去颇有成功的希望，他把有关多伊奇和另外四对人的材料寄给分站，要它们进行调查。
有一对；男方是哈扎尔·哈扎里安，二十九岁，保加利亚人，在党卫队的一个旅部当翻译，女方是埃纳·丹格莱尔，四十四岁，德国人，同他一起住在维也纳。哈扎里安宣布他准备当特务，以便离开军队。但是他不肯在保加利亚工作，因为他说在那儿太冒风险，可是正是在保加利亚，他的语言和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才用得上。同他谈话的调查人员报告，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留下可信赖的印象”。柏林确定他不适合做间谍工作，批准结婚，了结这件事。只有一对看来有指望，这一对男方叫肖基·奥梅拉，二十六岁，外约旦人，曾经为争取阿拉伯的独立而同法国人作战，在谍报局当过短时期的电报员，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罗斯， 二十五岁，已经跟他怀孕七个月。虽然向他进行调查的人谨慎地避免提及他的情报联系，发现他对间谍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还是断定他并非真正合适。
另外两对也都不合适。一个男的被认为“胆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个男的因血液中毒而躺在医院里。最初的那个西佐一诺里斯伯爵决定等一等再结婚，到了意大利突然不见了。尝试了几个没有一个成功，也就不再尝试了。党卫队队长想使爱情为间谍服务的奇怪尝试就此告终了。
在为招募间谍而进行的努力中，武装卫队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自然都在寻求理想的间谍：他必须聪明、机智、情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和愿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发回一封电报，或许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想到偷窃文件、拍摄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如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里，这样就更难于监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处，这是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间谍训练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但一堂课绝不超过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尔特”和“西格弗里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尔工作。后来它把这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无线电。通常他们讲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