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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盟军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马茨基被调去指挥第二十一步兵师。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和武官处直接归蔡茨勒领导。武官处处长霍斯特·冯·梅伦廷上校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马茨基承担的报告政治军事情况的任务。
情报机构能够通过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个职位很高的共同上级，向搜集情报和使用情报的机构施加压力，这一职位被取消大概减轻了这个压力。马茨基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看法渐渐消失。但是这点无论如何够勉强的长处，同取消这一职位、同两个战线可以进行对比、同两个情报处服务的各个机构可以呈现出差别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相比，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组织工作方面，损害德国军事情报的各种奇怪现象中，最奇怪的恐怕是在最上层长期缺乏一个估计敌人的能力和意图的机构。在战争的大半时期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机构。然而当时的形势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完全不负有责任。
武装部队最高统口巾部实际上有一个机构在分析一种形式的情报，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作用一样，这种情报超出了个别情报机构的狭隘利益。这种主要是政治性质和军事性质的情报，来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国情报局，该局反过来主要是从情报收集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挑选这些情报的。战争爆发前，外国情报局局长比尔克纳海军上校、比尔克纳的上司卡纳里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约德尔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上校以及最高统帅部其他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举行会议，保证作战部能够得到它所需的全面的情报。战争期间收到的情报更多，于是外国情报局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了一位联络官。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但不是每天都开。如果作战部想要比较具体的军事情报，外国情报局就设法获取关于敌人的情报，了解敌人搜集到了哪些关于德军的作战、编制和给养的情报：它是从每个个别情报机构的能干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取这些情报的。个别的情报机构主要是指西线外军处，因为它的活动领域正好适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战区。作战部运用获取的情报制订计划，帮助约德尔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汇报情况。
这个安排在战争的头三年是适用的。曾经考虑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机构。比如，在一九四二年，西线外军处处长乌尔里希·利斯曾经反复提过这个建议。他认为将东，西线外军处隶属卡纳里斯领导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将使收集和分析估价情报的机构统一在最高参谋部情报首脑一人领导之下。建议成立的这个机构也将为陆军总司令部服务。但是，虽然利斯得到了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的支持，他却不能说服哈尔德，后者对他的势力范围是寸步不让的。与此同时，比尔克纳把估价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讨论能否建立一个跨单位的情报委员会。
空军的反对使这个建议破产。但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内未能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的主要原因是：现存的安排还是适用的。
同盟国在北非登陆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首次爆发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作战部意识到，现在它要密切得多地卷入作战，而这反过来要求更详细地了解敌人。如何才能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呢？
盟军登陆之后两个星期，负责日常工作的作战部副部长、极其精明干练的瓦尔利蒙特向利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对外情报处既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利斯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的折衷方案，那就是干脆把西线外军处——或许再增加一些空军军官和海军军官——并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使这一改组更加可行。但是新任命的参谋总长蔡茨勒，就象哈尔德否决原来的建议那样否决了这个建议。利斯于是象比尔克纳一样，试探能否建立某种形式的情报负责人委员会。
他发现外国海军处向海军总司令部提供的情报，只是一些如他所说的“统计”数据，而没有对敌人的情况作出判断。他还发现，空军情报机构（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势必要同它一起工作），即韦尔德尔鹿园只能提供它的负责人允许提供的情报，这位负责人经常不在家，而是在鹿园驻东普鲁土希特勒大本营的一个小小的“前进”基地里，同戈林一起工作，这种局面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利斯只好放弃建立委员会的计划。
剩下的唯一出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自己的情报官。被选中的人既不是利斯，也不是马茨基，大概因为这两人资格比较老，不好屈就在别人看来只是同对外情报处联络站打交道的工作。比尔克纳提出了一名新的联系人，这个人可以同时担任情招·官。
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一阿道夫·克鲁马赫尔，四十五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二十年代他同凯特尔和瓦尔利蒙特一起在第六炮兵团服役。一九二九年，他前往中国，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他在中国呆了九年，旅行，打仗，担任前德国陆军司令、被人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助手，慢慢地爱上了中国，这种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一九三八年他回到柏林以后，有时大清早穿一身鲜艳的中国衣服，他的同事——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傅堤夫——见了简直眼花缭乱。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光棍汉，喜爱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欣赏悠然自得的东方生活方式，难怪他那些活动过度的普鲁土同事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懒惰。但是他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博得了青年军官的羡慕和神往，他和蔼可亲，坚定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对外情报处处理有关西欧和英联邦各国武装部队的情报，积累了经验，因此瓦尔利蒙特同意他担任对外情报处联络官和他自己的情报官，最初，克鲁马赫尔的情报官工作是和他的联络活动紧密结合的。经过他的办公桌上的许多文件，既可属于这一类，也可属于另一类。他的比较纯粹的情报活动，在开始的时候是分发西线外军处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起每天提供的形势报告。
但是随着经验的增多，克鲁马赫尔展开了他的翅膀。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每隔几个星期发布一批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
他的报告，并不是象其他高级情报分析机构那样根据原始情报整理出来的，而是根据西线外军处，西线外国空军处，外国海军处和对外情报处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汇编而成的，有时加上一些新情况。这些报告结构紧严，清楚明了。
报告的开头通常用一句话概括形势。比如，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之前一个月，克鲁马赫尔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写道： “总的形势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敌人准备在地中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接着他用五、六页的具体材料来证明这个论断。
克鲁马赫尔还用具体问题的备忘录来补充这些报告。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他向约德尔和凯特尔提供了一篇关于“葡萄牙参战的可能性”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根据德国驻里斯本武官处的情报，以及德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评论，得出了如下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葡萄牙政府得不到西班牙人的支持， “可以肯定葡萄牙至迟在九月底就会对德国宣战。”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他接到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元首经常担心敌人可能在葡萄牙登陆，瓦尔利蒙德要求克鲁马赫尔最好在当天向他提供一批材料，由他交给希特勒，这批材料是；关于葡萄牙重要港口以及从这些港口通往东方和经过西班牙通往比利牛斯的交通路线的地图和情报，关于葡萄牙武装部队的情报（“三行字”），以及可能有助于判断敌人是否登陆的情报。克鲁马赫尔（这时他已有三至四名助手）当天就按要求将这批材料交给瓦尔利蒙德。然而要求只写三行字的却写了一页半，每逢材料中有一处暗示盟军可能登陆的迹象，克鲁马赫尔就举出一个刚好与此相反的迹象，把两种可能性摆乎——这对于作出决断所起的帮助作用，大概没有元首对于他的情报人员所希望的那么大。但是瓦尔利蒙德觉得，总的来说，克鲁马赫尔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九四四年春天，德国保安总局吞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时候，有少数吞咽不下去的机构残存了下来。这些机构包括前线间谍活动组织、部队里的反间谍组织和欺骗敌人的组织。克鲁马赫尔的单位形成了这些残存组织的自然核心。然而到了八月，它们反倒把它们的主人吞掉了，克鲁马赫尔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新机构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新机构专门处理情报问题，称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前线间谍活动组织，这是谍报局老手鲁道夫上校领导的一小撮监督者；二，敌情分析，由克鲁马赫尔领导，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卸掉了联络官的职务，集中从事军事情报活动；以及三，军队反间谍活动和军事欺骗，这一部分规模最大，几乎有三百人。
负责所有这三个部分的是胡戈，巴龙·冯·聚斯金德一施文迪上校，他的头衔是德国军队情报首脑，这个称呼比他的实权堂皇得多。他是一个块头虽小却很机灵的参谋官，具有相当多的情报经验。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他在外军处法国组工作；战争期间，担任在俄国作战的北部集团军群的情报官。他还从事过非情报工作，参加过德法停战委员会，在非洲和俄国担任过师作战参谋。
聚斯金德—施文迪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不会忽视重要情报。他大部分时间在东普鲁土元首大本营工作，每星期向凯特尔和约德尔提供一次或两次情报，向瓦尔利蒙德提供情报的次数更少；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他从克鲁马赫尔那里得到了一部分情报，后者继续象以前那样工作。他继续强调前线间谍活动的效果，即使那项工作转归德国保安总局军事部领导以后也是如此。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领导着第三帝国最高情报分析机构的聚斯金德一施文迪，遇到了所有其他机构所遇到的同样障碍：他的情报遭到反对。他在战争末期才发现其他情报头子在战争初期就已经领教了的一个情况：希特勒虽然理会他的工作，但“多多少少是勉强的，因为他认为最后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说敌人的力量强大，这是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22。第三参谋官
军队打敌人，他们在战争中的整个目的就是消灭那些敌人。因此乍看起来，似乎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敌人。似乎他们脑子里反复琢磨的是关于敌人的情报，似乎情报官实际上控制着参谋部。
但是不论军队有多少关于敌人的情报，如果没有部队去打仗，就取不了胜。因此指挥官的主要任务是让部队进入阵地，指挥他们进行有效的射击。他的考虑和决定，针对他自己军队的问题的，比针对敌人的兵力和意图的要多得多。情报只是次要因素，一九四一年八月，当参谋总长哈尔德的军队胜利地长驱直入俄国时，他在同下级讨论后记在日记本上的一百五十条事项中，只有二十五条是专谈情报的，另外还有十一条部分谈到了情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不久，在法国的德国高级军官之间的电话谈话，有二百零六次谈的是德国部队，只有六十四次谈的是敌人。同样，部队指挥官比情报军官更重要。难怪一位师长曾经说，如果一定要他选择的话，他宁可要一个优秀的上校来指挥他的三个团之中的一个，也不愿要一个优秀的情报参谋来为他的师工作。
原因在于指挥自己的军队远比了解敌军重要得多，作战总是支配着情报。而德国军队比别国的军队更相信这一点。
它不仅象别国的军队那样，认为情报同作战相比是次要的，情报只是为作出决策提供参考材料。它还明确地规定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