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出汗。
东线外军处的多数人在上午八点开始办公。不一会儿，各集团军群开始打来电话。电话打到一组，该组负责每日敌军情况，它的每个小组处理三个或四个德国集团军群当中的一个集团军群所面对的敌军的有关情况（有一个小组处理有关敌人游击队的情报）。通常集团军群情报参谋助理和这些助理的助理，与有关小组的一名军官通话，一名速记员在一旁记录。集团军群报告敌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这些情况是由德国的各种情报渠道提供的。与此同时，德国各集团军司令部送来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获得的最重要的敌人情报的摘要。小组长把所有这些情况记在一幅1 ：300，000 的地图上，他带着这幅地图参加上午十点和格伦一起召开的会议。格伦吸收了这些情报，以供和参谋总长一起召开上午会议时使用。
白天，情报陆陆续续送来。一组组长把每份报告浏览一遍，然后转给有关的小组长。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用摩托车送来特务的情报。通讯侦察主站送来大量的报告。东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向一组组长打电话报告情况。空军联络人员提供空中侦察分析材料，每个小组长与他那个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谈论形势。下午七点至八点之间，各集团军群通过电话报告当天的情报活动结果。到这时，各小组长已经就敌人的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再将这些看法与新材料进行比较。 晚上八点半左右，格伦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一组组长、各小组的小组长以及部分专业军官，共十几人，围在那张地图桌上。每个小组长介绍一下他那个集团军群对面的敌军的活动，并且扼要谈谈他对他那个集团军群的情报摘要的看法。专业军官，例如无线电侦察联络官，用军事术语对他们报告中的技术行话作一番解释，并把关键的地方强调一番。
“在这个汇报的基础上，”格伦说， “我可以确定一个总的轮廓，你们根据这个总轮廓编写每日综合情报摘要，然后由东线外军处发出去。”一组组长编写这份《敌军情况估计简讯》中的两页至三页，压力是相当大的，因为格伦要带着它参加参谋总长在晚上十点召集的重要形势会议。
如果说一组是在分析当前的情况，那末二组就是在分析背景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判断每日的情况。二组ａ小组调查主要的因素，主要是俄国的人员潜力，根据一九三九年的人口调查统计数字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计算。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它估计在当年夏天，即使十八岁的青年由于农业上需要而不能应召入伍，俄国也能新建六十个步兵师。事实上部分十八岁青年入伍了，一共新建了六十四个步兵师。二组ｂ小组调查次要因素，例如士气，食品、政治形势、教育。它根据缴获的文件、战俘口供和报纸编写这方面的情报，每月捉供一份报告。
二组ｃ小组随时掌握敌军的战斗序列；整个东线外军处的许多情报资料非常准确，是要归功于这个小组的。它将收到的关于敌军部队的详细情报记在小纸条上，这样的军队识别纸条共有三万张。每张纸条上记载着哪一天报告了哪支部队，这支部队在什么地方，情报的来源，它的可靠性，以及——如果知道的话——这支部队的兵力、装备、损失、兵员的民族成份、野战邮政编号、指挥官和这支部队的历史。根据这些情报，这个小组每天发布一份“苏俄部队一览表”，这张大表，配有1 ：1，000，000 和1 ：300 ，000 的地图，列举了在三个地带，即前线地带、前线后备兵力地带和纵深后备兵力地带的每个德国集团军群所面对的各部敌军的番号。鉴于并不是每支部队每天都得到报告，二组ｃ小组根据几种假设将没有得到报告的部队划入有关地带。十四天之内没有得到证实是在前线的部队，一般认为是在靠近前线的后备兵力地带。 （战斗情况可以修改这一假设。如果在一条完全平静的战线上没有听到某支部队的情况，那末这支部队可能仍然在那里；如果在敌人进攻期间，只是几天之内没有得到证实的某支部队，几乎可以肯定它没有参加战斗。 ）在一个月内被认为是在“前线附近”的部队，如果没有得到再证实，就被认为是在“后方”。在三个月内被认为是在后方的部队，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就被列为“不知其位置”的部队。在一年之内没有再听说过的部队被认为已经解散。
确定敌人战斗序列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刊登在格伦签署的一份三十二页长的指令里。这份指令是大量经验的总结。纸条上敌军的位置不能是相对德军而言的位置，而只能是纯粹的地理位置。俄文名称用黑体字印刷。指令讲述了如何区别经过补充或改编后重新出现的老部队和起用一支老部队的番号的新部队（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支老部队被消灭、重新编了番号、或者被升为近卫部队的时候。 ）这份指令还确定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原则。估计是以数量作基础的。如果一支俄国部队有三分之三的编制表兵力，—就称为“满员”，如果是三分之二的编制，称为“有战斗力”，只有三分之一的编制的，称为“受到打击的”部队，剩下六分之一的编制的，称为“残存”部队。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东线外军处计算了中部集团军群所面对的一百三十六个俄国步兵师。但是从战斗力这部分讲，它估计它们只有八十个师。二组ｃ小组保存了其他的资料索引，而且发布了其他文件，根据这些文件，可以迅速地重新获得有关苏联军队的更准确的情报，这些文件是：德、苏武装部队每日兵力对比；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相当于德国的集团军群）一览表（每月三期）；敌军所有部队清单；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出现的红军部队一览表；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被消灭和被解散的红军部队一览表；苏联装甲兵每月情况简介。
最后，二组ｃ小组进行了特殊的计算。比如，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它计算出前线上俄国大炮的总数目。它知道每个步兵师应当有三十四门大炮，每个步兵旅有十二门，每个骑兵师有八门。它估计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比规定的要少百分之二十，集团军直接指挥的炮兵只有师炮兵的百分之五十。乘以部队单位数目，它得出的大炮总数是二万零七百七十门。它指出，这比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的总数少三百六十门。为了检查它的计算，它根据其他数字算出了这个差额：八月一日至十月十四日俄国大炮的报告过的损失5 ，300 ；扣除重复报告的数目（20％） ：1 ，060，实际为：4 ，240 ；扣除四十五毫米反坦克炮（大约1 ／4 ）：1 ，060 ；实际火炮损失：3 ，180 ；估计八月和九月的产量：2 ，800 结果：380 结果接近三百六十，证明计算是正确的。
二组ｄ小组分析了俄国的军火生产，尤其是坦克的生产，二组ｅ小组分析了俄国的战术和武器。
三组的人员是由波罗的海诸国和俄国的日耳曼族人组成的，他们翻译大量的缴获文件，在东线外军处的审讯营里审讯重要战俘，监听广播，开设参考图书馆，收集的参考资料除了其他东西以外，还有一万个苏联军事条例。格伦常常认为这帮“外国人” “笼罩在阴谋气氛中”。他们稍有借口就举办酒会，落得了懒惰的名声，格伦说这有点冤枉他们。
四组还是象和平时期一样活动，注视着斯堪的纳维亚。五组的十八个制图员绘制格伦所需的大量地图；陆军总司令部每天晚上把其中比较重要的地图印刷出来。这个组的六名照片助手处理照片、直接影印制品和蓝图。六组照管家务——房屋、人事、电影、圣诞节聚会、到湖中划船等。
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东线外军处还有一些次要活动。有一个时期，六个情报官上完了格伦在波森举办的情报训练班后，到东线外军处作五天的汇报。格伦邀请其他处的军官出席一次介绍红军情况的“内部”报告会。六组举办了一系列讲述俄国历史的报告会。已作的三场报告中的头一场报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开始作的，题目是“彼得大帝和俄国的欧化”。布告栏里贴出布告，规定只许处长和副处长向处以外的机构提供情报，还对未经请假就离开办公室的军官提出了要求： “对每个办事员和每个女助手的要求自然适用于每个军官。”另一个布告暗示了办公室的紧张气氛。 “不许吵闹！”布告强烈地要求。许多人在布告上签了名，包括图书馆首席管理员冯·施佩特一许尔茨堡男爵夫人，她的绿色签名的字体最大，有人在旁边批道： “请象以往那样写小点。”
格伦负责所有这些活动，监督，检查，和军官们一同吃饭，东线外军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上班，格伦有时在深夜向上大夜的工作人员问声好，或者买一壶咖啡给他们喝。
东线外军处的情报既向上交，也往下送。各集团军群每天收到《东线敌军情况报告》，这个文件总结了当天敌军的活动，还收到更为重要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和东线外军处对敌军行动的预测。东线的所有情报参谋收到《红色圣经》，上面列举了所有已知的俄国部队，以便帮助他们确定敌人的战斗序列。 （西线外军处出版了关于英、美军队的类似书籍。 ）东线外军处向情报参谋们提供情报基本知识手册。二组ｅ小组不时地出版系列文件——《东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使德军随时了解到俄军的新战术和新式武器。但东线外军处认为它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上级捉供情报。
这句话的意思是，格伦在每天的两次会议上，要向参谋总长哈尔德、蔡茨勒以及后来的古德里安报告情况。在上午的会议上，格伦向参谋总长口头汇报，在场的还有其他处长，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战处长。在晚间会议上，格伦首先口头简要介绍敌军的情况，然后提交《敌军情况估计简讯》。
参谋总长把这些情报写进自己的报告，在午间和深夜的形势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然后元首在作出决策、指挥德国的战争时利用这些情报，或者不予理睬。格伦本人拒绝出席元首的会议。他相信，让参谋总长代替他去受希特勒听到敌军情报后所生的那股气，他工作起来可能更有效率。他在三年中只出席过四次元首的形势会议。
格伦作为一个情报官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他成功地完成了最基本的工作：识别敌军并确定敌军的位置。东线外军处知道德军正面的敌军部队，它们有多大兵力，它们的指挥官是谁。
“（德军）进攻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敌军的编制，”哈尔德在一九四二年对格伦的工作提出了表扬。一年以后，德军参加了库尔斯克周围发生的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战而正被迫撤退的时候，格伦又对他的部下传达了蔡茨勒对他们提出的表扬：“最近几天东线的战斗进程再次证实我们提供的敌情66每一细节是完全准确的，尽管我们在估计敌军兵力分布时遇到了巨大障碍。参谋总长几天以前对此特别提出表扬。”
格伦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是使他的个人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使德军对情报的消极态度得到改变的若干重要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所作的谨慎的宣传。他将他所作的预言汇编成册，印发出去，他说他“在正确识别敌人的意图方面取得了成功——有时候在事情发生之前好几十月就作出了正确的预言。”第三个因素是当时的形势。德军已处守势，这比进攻更需要了解敌人的情况。除此以外，德军的兵力日渐减少，由于情报能使指挥官发挥现有兵力的作用，德军的将领们当然心怀感激地接受格伦的帮助。
因此，他将他们由怀疑情报变为相信情报。他在向他们说明情报的重要性时，使他们相信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未露头角的天才，一个使情报由不重要变得重要的天才。格伦成为少数几个未在前线服役就晋升为将级军官的参谋官当中的一员。他被提升后不久，古德里安在大发脾气的希特勒前面替他辩护。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古德里安希望希特勒将部分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他随身带着东线外军处统计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苏联的兵力十分强大。希特勒勃然大怒，大骂格伦的估计“十分愚蠢”，应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这时轮到古德里安发脾气了。
“作出这些估计的是格伦将军，他是我的最好的参谋官之一，”古德里安火气冲天地嚷开了。 “假如我不同意这些估计，我就不会拿给你看。如果你想把格伦将军送进疯人院，你最好也要证明我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