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八十英镑买的。（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这是个讨论背叛行为的理想场所。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靠在普桑的绘画下面。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和友谊，爱情和背叛。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他能讲五种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负担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但是，他保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到了厅的最深处。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们决不能用那个玩艺儿在那儿听到我。”
起初，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设法采用一种暗中记录谈话内容的方式。最后，紧邻科道尔德学院的房子要改装成现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个探针话筒，穿过墙通到了布伦特的书房。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测量必须十分精确，才能确保探针放在挨着我们座位的布伦特这一边的正确位置上。A 处二科安排了一位布伦特的艺术家朋友在我访问他的预定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趁他出去到厅里听电话时，我用我的卷尺为话筒的安装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量。话筒安装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
“你会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他一边倒茶一边告诉我，“但是任何很了解盖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说，“他只是想要英国成为共产主义！他死之前，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布伦特神经质地慢慢喝着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里微微地颤抖。然后他走向他的书桌，取出一封信给我。
“这是最后一封，”他说，“你们没有漏检它，它是被亲手交来的……”随即，他离开了房间。
这是一封凄楚动人的信，相当松散而充满情绪低落的观察见闻。伯吉斯谈论莫斯科的生活，并试图把它说得像过去那样生机勃勃。时不时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乐部”，提起他们两人共同认识的人和三十年前他们两人共享的爱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临终前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呼唤。我读完这封信时，布伦特回到了房间里，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对他仍然意味着什么，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我第一次赢得了一个关键性的胜利。他第一次撩开遮在脸上的面纱，允许我探视那个把那“五人集团”紧密维系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伦特是在俄国情报机构的全盛期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时期现在被西方反间谍界称为“伟大的非法者”时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对伦敦苏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搜捕，在这次搜捕中军情五处得以破坏了俄国间谍机构的一大部分。在这之后，俄国人得出了教训，认为他们的合法住宅、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类似地点，作为间谍指挥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后，他们的谍报人员就改由“非法者指挥，这些人如西奥多·马利、多伊奇、“奥托”、理查德·佐尔格、亚历山大·拉多、“索尼亚”、利奥波德·特雷普尔、皮克夫妇、普里基茨夫妇以及克里维茨基等。他们根本就不是俄国人，虽然他们都有俄国国籍。他们都是信奉国际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托派分子。他们搞地下工作，常常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并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是俄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挥者。他们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并建立起高级间谍组织，如在英国的“五人集团”，在中国和日本的佐尔格小组，在瑞士的“红色三人小组”，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红色乐团”，这些都是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组织，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的生存和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一样，布伦特从没有见过他们的第一任指挥者“西奥”。他从前是个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奥多·马利。马利理解像菲尔比和伯吉斯这一类人的理想主义和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愿望。他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导师，他的学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马利由“奥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伦特的人正是“奥托”。和西奥一样，“奥托”是个东欧的中产者，也许是捷克人。他能够使得苏联的革命事业具有吸引力，而他并不只是通过谈论政治原因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同他的年轻的招募对象分享相同的欧洲文化背景来达到。布伦特在许多场合下对我承认，若是由俄国人提出让他参加，那么他是否会这样做很值得怀疑。
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从未能够识别出“奥托”的身份。菲尔比、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都声称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尽管菲尔比在他的供认中告诉尼古拉·埃利奥特，他在华盛顿时从联邦调查局档案里的照片中认出过“奥托”，那时他是以一个名叫阿诺德·多伊奇的共产国际间谍的面貌出现的。但是当我们核对时发现，菲尔比在华盛顿期间，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并没有多伊奇的照片。我常常带着布伦特一大册接着一大册地翻阅军情五处的俄国情报机构官员的档案，希望他能认出他来。布伦特对待这些文册就好像它们是国家美术馆的编目一样。他透过他的半月形眼镜仔细地研究它们，间或作一下短暂的停留，好像在欣赏一下某个特别生动的面孔，或是街角上一个惹人注意的优雅的雕塑。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认出“奥托”，也没发现“五人集团”在这么多年后还如此不顾一切要隐瞒他的身份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伟大的非法者”。这些人是托派分子和非俄罗斯人，斯大林坚信这些人伙同红军中的一些人一起图谋反对他。他们被一个个地召回莫斯科，然后被杀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情况下甘心回去的，也许他们希望能以他们在西方为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说服这位发疯的暴君。而像克里维茨基这样的一些人决定叛逃，其下场几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终在华盛顿被俄国刺客所暗杀。
“奥托”走后，有一年多时间，“五人集团”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断了联系，似乎是被遗弃。后来伯吉斯和菲尔比通过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丽思弗里德曼——一个长期的欧洲共产国际代理人，同俄国人重新接上关系。据布伦特说，“五人集团”是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信使链和俄国人联系的：从而棋·弗里德曼开始，把情报传递给她的密友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伙伴伊迪丝·杜德·哈特，然后再传给鲍勃·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共产党负责同俄国大使馆联络的专员，最后，再到达莫斯科。在布伦特供认前，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条信使链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布伦特声称，这条信使链中的每一个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团”的身份，但总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团”居然一直没有让军情五处发现。我们总是假设“五人集团”和英国共产党组织是完全隔绝的，后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特务彻底渗透了。现在看来，我们遗漏了英国共产党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个。一九三八年，军情五处正为伍尔维奇兵工厂案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马克斯韦尔·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琼·格雷（X 小姐）提供的证据，致使英共高级领导人因在伍尔维奇工厂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判刑。要是我们当时把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集团开始活动之前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一九四0 年末，俄国人终于同“五人集团”恢复了联系。从这个时期起，他们直接进入了情报世界。这个时期他们的指挥者是“亨利”，一个真名叫阿纳托里·格洛莫夫或高尔斯基的俄国情报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护下进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负责指挥“五人集团”中的所有间谍，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维诺纳”通讯中出现的那八个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华盛顿去领导唐纳德·麦克莱恩，后者当时在英国使馆任职。留在伦敦的间谍后来则由鲍里斯·克罗托夫接手指挥。他是克格勃官员，他在“维诺纳”情报中透露了那几个匿名间谍的存在。布伦特说，他对克格勃指挥官的职业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像“奥托”那样的方式来激励他。格洛莫夫和克罗托夫是现代俄国情报机器的专家官员，而对布伦特来说，三十年代天才的欧洲指挥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就是你离开军情五处的原因？”我问道。
“哦，一部分是，”他说，“他们劝诱我留下，但是他们并不真心需要我。金将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我知道，他已经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艺术，总而言之，他们若真想要我，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胁迫我留下来的。”
冷战的开始和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增强了布伦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继续完全忠实于那些仍然还在进行间谍活动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决定留下来，厚着脸皮继续干下去，而不是随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叛逃。当时，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对他来讲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访问过俄国，那是个美丽、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剧性的国家，那里的“修道院”，即列宁格勒美术馆却是最使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后，留下来的只剩布伦特和菲尔比了。他和菲尔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来却要淡薄得多。菲尔比个性很强，好支使人，然而他极其需要布伦特。布伦特仍能从他在军情五处里的从前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消息，从而能为菲尔比提供一些有关针对他的案情发展的零星材料。他们常常全面讨论他们幸存的机会。菲尔比除去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