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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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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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TXT免费下载吧22xg收集整理;若侵犯了您的版权利益;敬请来信通知~' 



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第六部分附录——你这样回答吗?(2)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第六部分附录——你这样回答吗?(3)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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