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 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七·二三·台北

    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1)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2)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