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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岁的刘树林小学二年级没读完便辍学在家干农活。１９７３年，他从山东枣庄老家到黑龙江找活干，并把户口落在了绥化的当地农村。妻子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现在四川成都上大学，女儿在重庆学裁缝。１９９１年，刘树林只身来到北京，在一家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他虽然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连一篇完整的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凭着多年在北京闯荡的经历，练就了一副好口才。
１９９８年前后，刘树林因长期租住在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附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这所大学一位著名的法语教授，并取得了教授的信任。１９９９年９月，这位教授自己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为北戴河某部队所属的疗养院租的房子。刘树林听说后，多次对这位教授声称他能帮助引进资金，教授相信了他，并任命他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刘树林自始至终也没能给海龙公司引进一分钱资金，所以海龙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公司。
２００２年５月，刘树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京打工的湖南离婚女子廖梓宏，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２００２年９月，廖梓宏带着自己经营饭馆挣来的十几万元随刘树林到了成都。不久，在那里开了一个小百货店。
在成都，刘树林认识了一个叫李勇的人。２００４年夏天，李勇对刘树林说，他家有个亲戚叫邓德茂，是联合国主席，刚刚回国处理工作。他还是中央军委的将军，负责全军的退役物资处理，权力非常大。不管李勇是无意吹牛还是有意行骗，一向以忽悠别人见长的刘树林竟执意要李勇把他引见给邓德茂。
几天后，李勇说，邓德茂人在北京，最近要到江西和湖南走一走，可是手头有些紧，想让李勇借给他２万元钱当路费，但李勇手里却没有这么多钱。堂堂的“联合国主席”、“将军”，竟然拿不出从北京到江西的路费，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诈，但刘树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凑足２万元现金，并亲手交给了李勇。
半个月后，李勇说邓德茂可以见一见刘树林。刘树林喜出望外，便带着廖梓宏回到了北京。在航天桥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刘、廖二人见到了邓德茂。邓德茂自称是“联合国主席”，最近回到国内处理一些事情，现在是军委３０１办公室主任。军委正准备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主要负责处理建国以后军队退役物资。他能够搞到军委每年处理６０００万吨废旧钢材的批文，只要刘树林能找到先期的保证金和违约金，就可以把这件事委托给刘树林办理。
刘树林问：“得多少资金？”邓德茂说：“得３个亿。”这足以让许多大公司都咂舌的数字，刘树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看着刘树林犹豫的样子，邓德茂说：“最少也得１亿７千万。”
按照邓德茂的说法，每吨废旧钢材以不足１０００元的价格购进，转手就可以数千元的价格卖出，每年６０００万吨，加上其他方面的生意，至少能赚１５０亿。刘树林显然是看到了这笔“生意”的可观利益，但２万元的“见面礼”好拿，１亿７千万的巨资上哪里去找？
廖梓宏心里始终觉得邓德茂这人有问题，但就是想不出哪些地方不对劲，仅有初中文化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应该称秘书长，而不是“主席”；她更没有想到诸如飞机、大炮、轮船这些装备，即使更新换代，又怎么能像收购废铁一样如此简单？这些在稍有生活常识的人眼里都会觉得荒唐可笑的问题却让她与刘树林上了钩，不仅如此，刘树林和廖梓宏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出荒诞剧的舞台中央。
几天后，邓德茂又找到刘树林，并带来一份盖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字样钢印的“授权委托书”。至此，刘树林对邓德茂的身份已深信不疑。他从心里想揽下这单生意，然而由于无法找到邓德茂所要的保证金，这事也就只能暂时搁置。邓德茂虽说时不时也还会和刘树林见面，但就此事的合作却始终没有任何实际的动作。
单凭刘树林自己，无论如何是筹不到１亿７千万元这笔天文数字的巨资，为了这笔生意，他必须寻找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刘树林很快就想起了自己曾任副董事长的那家“海龙公司”。他早知道海龙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但毕竟那位教授也从未说要罢免刘树林。就这样，刘树林再次打起海龙副董事长的招牌，廖梓宏摇身一变成了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
至此，一场荒诞无比的闹剧拉开了序幕。
“海龙”仍然是过去的空壳，拿不出一分钱，他只能借这只空壳去继续行骗。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树林在一场聚会上认识了王建国。王建国是江苏人，５２岁，初中肄业，１９８３年９月３日因犯流氓罪被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２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业。２００２年到北京开了一家皮鞋店，两年下来也挣了不少钱。言语中，刘树林见王建国也对这事感兴趣，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两人一拍即合，王建国当即请求“联合国主席”邓德茂约见。刘树林说，要想得到“邓老爷子”的信任，必须注册成立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怀着与刘树林同样的心理，２００４年６月份，王建国在方庄附近注册了一个名为博通广顺的商贸公司，以便接受邓德茂的“考察”。
不久，刘树林打电话告诉王建国中央军委的批文办下来了，并且告诉他邓德茂同意见他。
这次见面，邓德茂不仅带来了“中央军委”的授权海龙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还带来了一份授权王建国负责处理军方退役废旧物资的委托书。邓德茂对王建国本人的“资历”、公司的实力均表示满意，他对王建国说，中央军委退役物资管理局的事已经定了下来，但我不便出面，这方面的事将来都由老刘负责。你也好好干，我看这个局长到时候就由你来当。”邓德茂最后说，等公司成立之后，军委还会给公司派一个排的兵力负责勤务保障。这本是一个十分常识的问题，然而自称“曾任武警北方局局长”的王建国却并未发现一点破绽。
为了能让新成立的公司运作起来，王建国又托人向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蔡智平借钱，以作为启动资金。他对蔡智平谎称自己曾在武警部队服过役，原是武警北方局的局长，现在是“军队退役物资管理局局长”，他现在注册这家公司就是为了与海龙公司合作经营军队退役物资生意。同时，他还给蔡智平看了邓德茂、刘树林伪造的那两份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钢印的委托书，称自己就可以代表已经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海龙公司与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并大谈做退役物资生意的利润和前景，事成之后，利润均分。蔡智平没有表示怀疑，答应王建国签下协议，并在两天之后借给了王建国２００万元。
邓德茂画了一张饼，刘树林与王建国望“饼”充饥，并且乐此不疲，把这张“饼”越画越大，让更多的人卷到了这场荒唐的骗局中，而且越套越深。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假只有邓德茂最清楚，而刘树林交给王建国的那些合作协议和合同又是由他口授廖梓宏打印伪造的，王建国不明真伪，他的“朋友”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更是不知真伪。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谚语：谎言重复了一千遍，连自己都认为是真理。
既然王建国这条鱼上钩，刘树林哪肯就此收竿。他一再催促王建国尽快把钱打到“海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账上，再由“海龙”把钱转入总后的结算中心，否则就会耽误大事。
王建国虽说已经注册了公司，并且得到了授权委托，可他同样拿不出那１亿７千万保证金和违约金。挖空心思的王建国再次想起了蔡智平。他觉得蔡智平上次在几天之内就能借给他２００万，就证明蔡应该有钱。令王建国兴奋的是，通过蔡智平，他又认识了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而于天来恰巧此时又是到蔡智平的公司来拉存款的。
按理说，作为一家银行的高管人员，即便是为了银行的得益到社会上去拉存款，于天来也本不该如此轻易上当。但没过两天，再次遇到王建国时，他不仅带来了蔡智平曾经看到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同时还带来了海龙公司授权给上海智盛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
“如果我们能给你提供贷款，你们将如何安排还贷计划？”于天来问王建国。
王建国似乎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即表示：“你放心，首先这个管理局一旦挂牌成立，立刻就会有专项拨款。再说，启动资金一到位，业务马上就会运转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用客户付给我们的订金来还贷，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需要多长时间。”
“最多二十天。你想想，不管是退役物资管理局的钱还是你们银行的钱，不都还是国家的钱？国家能赖自己的账吗？”乍一听这话，王建国说得也着实有些道理，军委既然要成立一个机构，那能不拨给启动资金和相应的经费吗？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前提本来就子虚乌有。
至于王建国、刘树林等人是如何用他们精心酿造的“迷魂汤”把于天来灌晕的，这些细节的原本面貌已无可复原，因为刘树林与王建国等人在后来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相互推诿以解脱自身。但在厚达２０多册的卷宗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纸类似“申请授权”之类的东西，看来不仅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为一个又一个“上当者”们感到可悲可叹：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为发展国防高科技项目，资金短缺，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利用部队退役的废钢铁、铜等的实际价购送钢厂加工成品，并解决项目投产所需资金的不足。
此产品对我国国防和民用都有超实际水平，值得重视和支持，我们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致函的同时，给军委一并发函，具体管理事务由王建国同志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望四总部、军委办公厅所属全体人员给予方便及支持解决。有不从者军法从事，我们支持你们！
１３５全球指挥总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这两个子虚乌有落款下面是三枚硕大无比的朱印。第一个为方形，刻有“地球一号军政委员会”和“世界联合基金会”、“天下事事关心”的字样。另外两枚为圆形，除了中心处的图案有所差异，印文均为繁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两枚圆形印鉴上的印文全部是反字倒序。
骗子们的骗术实在拙劣至极，可恨的是，即使这样稍有一丁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明眼看穿，然而，一个又一个唯利是图者们还是在这些漏洞百出的“红头文件”面前当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
于天来如何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对什么“退役物资管理局”之类的事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果自己真的能帮王建国解决了这笔资金，等他们的业务运转起来，王建国所说的管理局每年几十个亿的资产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存在他所在的银行。如果王建国真的能每年给银行引来几十亿的储蓄量，这不仅能体现他的业绩，同时也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天来不禁动心了，并且将他带到了副行长的办公室。
副行长听了于天来的介绍后，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王建国的服役经历，没作任何表态。但等王建国走后，副行长对于天来说：“不要相信他们，我劝你也最好别再跟他们接触。”
作为下属，于天来本来也应该听进副行长的这句话，并且悬崖勒马，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王建国他们手里拿的不仅是红头文件，而且还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钢印，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于天来再次到上海智盛公司北京办事处时，蔡智平与王建国再次跟他说他们急需要一笔保证金，一共是人民币８２００万元，但公司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并且最后期限是９月２３日。蔡、王二人问于天来能不能贷款给他们，如果能贷下这笔款，今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