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画面，于是“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就成为《足球之夜》的保留节目，年年都做，用一年来的足球画面配上这首歌。
2002年9月，一本杂志发表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体育频道：“体育频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球鞋广告，看完了你就知道有多少乡镇企业在生产球鞋了。比如陈小春拍‘一起来吧’那个鞋，还有爱乐、特步，刘德华的贵人鸟，小虎队的德尔惠，还有恩东、求质、金来克、匹克等等。总共有30多种球鞋出现在体育频道。”还提到《足球之夜》：“他们喜欢给足球比赛的画面配上一些滥情的歌曲，还成心把画面处理成模模糊糊的，看着像技术不过关的。”《足球之夜》的编辑秦宁在内部杂志上也写了短文，说他早已经不用把画面做虚的特技了，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情还要继续“滥”下去。他说，你要是听到年底又在做“《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应该不屑地说上一句：“KAO，滥情歌曲。”
《足球之夜》的音乐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们曾经用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那段小提琴，用过田震的《执着》，2001年他们引进了体育频道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音乐编辑。
陈吉浙，大学上的是复旦新闻系，上学就开始搞乐队，2000年高校原创歌曲大赛，拿了华东地区的第一名。高晓松组织全国比赛，到上海找到他，对他说：你来北京，不管你和谁签约，我都当你的制作人。2000年12月陈吉浙来到北京，春节没回家，在朋友家里借住半个月，之后也没回复旦上学，他背着包，牙膏牙刷装在包里，成为混迹于北京的一个艺术青年。但出唱片的事情一直没眉目，他被介绍到《足球之夜》工作。
说起来算是学新闻的，可陈吉浙根本不知道来《足球之夜》该干什么。他在上海看不到体育频道，
进门就问：哪一位是刘建宏？刘建宏也没想清楚他该干什么，但直觉上知道音乐对节目很重要，将来会更重要。陈吉浙被安到了音乐编辑的位置上，一个礼拜推荐一条音乐被节目采用了，这礼拜就没白过。大多数时候，他早上来了就坐在那里抽烟。吃午饭回来接着抽烟。然后大家出去吃晚饭，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工作第一年，他根本没有“进台证”，艺术青年陈吉浙还没有融入到这个集体，他患上了“无所作为恐惧症”。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给刘建宏听了自己新写的4首歌。刘领导听完了很兴奋，随后开始的世界杯节目改变了陈吉浙的工作状态，他说：“给你活干就是权力，我有了活干，就可以在办公室用正常音量说话了。”
陈吉浙对电视体育节目的音乐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不喜欢悲情笼罩的音乐，片子和音乐相结合，但不要煽情，最好的配乐应该是你不太在意，感觉不到音乐的存在。”
2002年世界杯从中午12点开始直播，一直延续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两场比赛，但要播出大量的专题片，编出来的片子需要音乐，所有的音乐全由陈吉浙决定。“《足球之夜》常说，大型赛事就是单元测验，要把你的积累表现出来，如果我头一年不是在琢磨怎么做音乐，怎样我才会被需要，给我一大堆东西我也做不出来。”
朦胧诗与滥情音乐（2）
2002年世界杯专题的音乐得到观众积极的反馈，10封来信里有三四封是夸音乐的。中国队第1场比赛输了，片子里用的是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他还建议编导把歌词写进解说词中。编辑们用“飞火流星”4个字做了4个专题，“星”是巴西队，陈吉浙配上了酷玩乐队的《yellow》。他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
2002年世界杯之后，陈吉浙在《足球之夜》呆着才坦然了。2003年《足球之夜》开播7周年，他打算给节目写一首歌。领导给批了7000块钱。乐手进了录音棚才第一次听到他的这首歌，一般来说，录制一首歌，在精心排练之后也要录3天，他们是一天排练加录音。4月4日星期四，“足夜”的生日，陈吉浙在头一天拿来小样给刘建宏听，他自己跑到楼道外，不敢一起听。然后是刘建宏叫他，说：感动。
那首歌6分钟长，4月4日《足球之夜》的片头音乐开始之前，先播出了这首歌，歌名叫“视线”。歌词中有这样两句：“那从前再次浮现，这明天就在眼前”、“只想让你看见我最美的一面”。
如今，陈吉浙也有几首经典作品了——为“甲A”10年的片子写的《纪念》，为2004年奥运会写的《世界之巅》。而从2004年奥运转播开始，体育频道已是主动去做音乐，包括背景音乐和主题歌曲。给《足球之夜》配音乐的工作也按部就班地进行，与编导配合得更加默契。“米卢时期”的片子，是和音乐同时做的，编导想要的音乐他都做出来了，因为他知道都会有哪些画面。说中国足球离不开西亚，他就做带有西亚风格的曲子。给“徐根宝的足球学校”配乐，他就只能找爵士乐，因为昔日的铁腕教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让学生表演颠球，“这事不是很严肃，一个60岁的人，干的事情不严肃，所以只能配爵士乐。我们的明星太没个性，中国足球没有绝对的正面形象。”
陈吉浙知道足球就是90分钟比赛，给音乐表现的空间并不大。但他想改变原有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一些片子做的没意思，就找个音乐煽一煽，这是比较低级的操作方式。观众看多了不会感动。我以前不爱听电子音乐，但为了工作，要听好多，足球音乐应该动感时尚，电子乐就有时尚元素，《天下足球》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时尚。”
陈吉浙自己动笔写文章记录他与这个集体：“这里的生活跟我以往习惯的有很大不同。人们都很忙碌，忙碌到近乎疯狂。他们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甚至到有些偏执的程度。在这里足球不仅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跟足球一样单纯。作为电视工作者，我的确是个门外汉。而工作一旦开展就会发现绝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足球电视配乐还是有相当大的特殊性。面对机房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懒散的习惯也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当然，我必须时刻小心维护作为唯一的音乐编辑的矜持和权威感，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已经用尽全身力气在追赶。
“我加入之前，《足球之夜》的音乐就是节目特色之一，享有颇佳的口碑。这是个机会也是个难题，很矛盾。很开心大家都对音乐有相当的欣赏能力，不至于对牛弹琴。难的是怎么通过我的努力更上一层楼。好在音乐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工作，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过分，绝对可以乐此不疲。所以，《足球之夜》的人们都在幸福的单纯地工作并生活着，我幸运地位列其中。”
干吗非要解说呢？（1）
段暄第一次解说足球是1999年11月在新西兰举行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那一次也是赶上其他解说员都没时间，体育中心的副主任岑传理打来电话，让段暄去说球。段暄还没有预备主持人的行头，拿了刘建宏的一身西装，挽着袖子就去说了。比赛说完，报尾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他立刻对着镜头吐了吐舌头。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中午，又是17岁以下的青年赛，球迷们可能没太在意转播，否则这个邋遢、吐舌头的说球者一定会遭到一阵抨击。
从1999年说到2004年，段暄认为他还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解说道路，“要是能让我胡说就好了，我觉得胡说、瞎议论、拍桌子叫好也可以是一种风格。”
他认为，足球解说员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我在北京台实习的时候，看英超比赛，当时就是马丁·泰勒在说英超，现在还是他说，英国SKY电视台的。今年欧洲杯的时候我见到他，跟他握手：您是我崇拜的对象。他的解说很干净，声音好听。解说和评论员的职责分明，咱们这里混着来，干解说是有激情挨骂，没激情也挨骂，表达自己看法挨骂，没有自己的看法也挨骂。怎么干都有人骂你。”
段暄说他还是最喜欢当记者，能现场去报道欧洲杯、世界杯。2000年，在比利时沙勒罗瓦小镇，英格兰球迷和德国球迷发生冲突，开始是球迷互相打，后来是球迷和警察打，再后来是球迷打记者。段暄就在现场发回报道：警察水龙头冲过来了！他没有报出来的是：有个球迷用酒泼了他一脸，球迷们很清醒，一点儿也没喝多，他们认为就是电视直播调动了球迷的表演欲，英国SKY电视台把镜头早早就对准了球迷，好像等待一场骚乱来临。球迷说：没有你们记者，我们就不会打起来。
1960年代生人的刘建宏比1970年代出生的段暄更有干好解说工作的使命感。刘建宏说：“当主持，我可以给自己打60分。现在我转向现场解说，赛事评论以前是我们的弱项，但现在的比赛越来越多，一年的足球可能要播几百场，原有的几个解说员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量。从2003年开始，我们有意识地要攻一下这个课题。”
很多人背后或当面对刘建宏说：“你这个评论不怎么样”。他说：“我也承认我说得不好，我自己都不满意，但只要努力，我相信我就能干好。这个活要靠经验积累，我先做主持人，得到了一些认可再转向，足球解说又有黄健翔这样一个很成熟的例子。如果我是个新人，可能大家的要求就不那么高。”
从2003年的女足世界杯开始，刘建宏主动向现场说球转向，一年的时间说了几十场比赛，也给自己列出了几十条说球的经验教训，但纠正了这个错误又犯那个错误。现场说球很容易兴奋，如果情绪把握不好，就会影响语调和速度。刘建宏说球，一开始受到最多的批评就是“太吵”。不过，到亚洲杯的时候说中国队的比赛，他逐渐让情绪和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了。虽然说中国队的比赛应该更有感情，但他注意别让自己的情绪蔓延开。
刘建宏说：“我每说完一场球就总结，跟人打电话讨论，有什么毛病一条条列下来。一开始说球，准备好多资料，可准备越多就越容易陷进去。刚开始说球，上来20分钟恨不得不干别的，光给大家介绍资料了。后来知道关键时候再把资料拿出来，它才鲜活。比如斯科尔斯进球了，你再说他已经3年没有为国家队进球了。欧洲杯希腊对捷克的那场比赛，18号热身准备上场我已经看见了，可这时候希腊获得那个角球，如果你介绍18号的资料，那个球一进你就立刻干在那里了。要是我刚说球，兴许就会犯这样的错误。”
由2003年女足世界杯开始，到2004年欧洲杯找到感觉，到亚洲杯的时候，刘建宏说：“我终于说，我可以推开足球解说这扇门了。以前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我终于迈进去了，门里会有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能迅速找到状态的人，我是慢热型的。球迷们1996年看见我在《足球之夜》主持甲B那部分的节目，可能会说，这小子还可以。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6年的记者，我已经修正了自己的毛病。1992年我在石家庄电视台第一次出镜，说话就和诗歌朗诵一样，更傻，更没法看。我需要一个过程，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都有点儿进步，只要不停，就能发现自己走了很远。进大学的时候，我跟那些同学相比是一无所知，在追赶。工作之后也是这样。现在我不必为自己当初的理想发愁了，那些理想一个个实现了，但事业的诱惑还会让我接着努力。”
2002年转播世界杯，刘建宏看到韩国利用裁判因素，议论得稍微多一点，自嘲这与《足球之夜》的“愤青”因素有一点一脉相承的关系。多年的足球报道搞下来，几乎有了裁判情结。到2004年亚洲杯再说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就不再多说裁判，“裁判、边裁在日本队打进第二个进球的时候位置都不好，解说员没必要把能力问题上升到职业道德的高度。慎重，这是媒介工作者的原则。晚上要说球，那我这一天就少找点儿事干，能安静一下，让自己的头脑清新。今后的解说与评论顾问的分工应该更明确，我们一直在寻找专业球员配合，亚洲杯上的黎兵说球很好，有两年的时间就会很好。”
干吗非要解说呢？（2）
随着和电视的接触增多，中国运动员的表达能力也在提高，刘建宏记得他原来采访王鹏，王鹏在镜头前哆嗦，现在说话已经很流利了。看着年轻一代球员在《足球之夜》的注视与记录下成长，是一种很不错的成就感。
康泰克与天下足球（1）
2003年1月，内部杂志《随便说说》有篇文章，题目是《从新康泰克的重生看“足夜”品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