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切过来的时候，皮球已经进入了中国队的大门。后续的慢镜头重放也只有胡贝尔的射门，而没有助攻的画面。
F1和高尔夫咱们玩不转（1）
2002年4月，英国伯明翰市外的比弗利高尔夫球场，莱德杯高尔夫球赛正在进行。莱德杯（ryder cup）始于1927年，原先是美国和英国的高尔夫球团体对抗赛，1979年起改为美国队与欧洲联队进行对抗，每两年举行一次，欧洲与美国的24位顶尖高手对垒使得莱德杯被称为“高尔夫中的奥林匹克”。
莱德杯由天空电视台负责转播，NBC向美国传送节目，BBC做每日精选，前两天的“4人赛”和“4球赛”，天空电视台共动用了54台摄像机进行转播。最后一天的“个人赛”有12对选手参加，则还需要增加若干台摄像机，比弗利球场上最多有90台摄像机参与转播或报道工作。2001年泰格·伍兹来华，在深圳观澜湖进行比赛，中央台曾与一家公司合作，试着转播了9洞比赛，那只需要盯住泰格·伍兹就可以。
方钢说：“高尔夫干不了，场地大机位多。一场足球赛，高标准要27个机位，导演可能都不知道要那么多干什么使。但有时候，一个活儿干得了干不了不用看那么大阵势。比如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有一台机器对着你，从你起跑开始，就拿镜头对着你，你越跑越近，他就一边调焦距一边拉，保持这一个景别，就这9秒多一趟，看一下就知道干这个活有多难。芬兰电视台就是转播田径最厉害，奥运会上的田径比赛就得归人家转。奥运会过去一直是瑞典电视台转乒乓球，2004年他们退出，咱们转。到2008年估计还是要由咱们来转播乒乓球，这就算是你进入这行当了，是对你水平的认可。其实在2000年以后，体育频道就提出来国际化标准的概念，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必须要有多少个机位、多少个工作岗位，比如乒乓球必须有9个机位，慢动作、字幕机怎么配置，有明确的要求。这并不是说一个电视台就要什么项目都能转，体育媒介与信号制作商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这里不搞制播分离，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师旭平说：“上海的F1转播，是国际汽联雇用的转播公司干的。中央台有4台单机参与报道，拍观众的反应，拍车队。我听说这4台机器很麻烦，人家的单机，一个摄像就能把画面和声音全传回主控制台来。咱们一个摄像师，后头还要有微波站的工作人员举着大锅跟着，摄像师走到哪里，两个锅就跟在哪里，这样才能传送信号。但声音信号始终不好，弄得要用手机联系，赛车场哪里听得见手机声？台里面很多技术上的大腕全去了上海，后来得出结论说，这活儿中央电视台干不了。F1转播，外国电视台也未必做得出来，你不可能养着一帮人专搞赛车转播，赛车今年跑完了，这帮人干什么？但你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体育频道，不光在于你能不能做出新闻来、能不能做出专题来，能把体育比赛复杂的信号按标准提供出来也是你的水平，是你这个频道能力的标志之一。”
F1上海站比赛，国际汽联和上海赛车场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当地电视台可以参与公共信号的转播，但他们有保留条款——他们有保留自己单独制作信号的权利。从一开始，中央台就打算参与F1的转播工作，他们曾去英国、澳大利亚考察。
张兴说：“我的感觉是，国际汽联主席伯尼很想把F1带进中国。这是他们的策略，他们看重中国的市场，我们去英国谈转播权。一开始的谈判很难，后来伯尼说，中央电视台在转播方面提出任何要求都要说yes。我们说要联合制作比赛信号，出设备，出工作人员参与，但总导演、主要工作人员是国际汽联的。F1的转播是技术性很高的，比如数据信号，舒马赫跑了一圈，经过4个计时点，数据马上就出来。这套设备是非常复杂的，要两架飞机才能运过来。F1在中国还需要推动，能不能转播F1也是电视台实力的象征。F1与高尔夫相比，场地更大，难度也更大，我们要显示自己的实力，能转播F1在国际上的信誉度就更高。F1在中国有8年的合同，我们头几年要学习，力争以后能自己转。我们要从简单地使用公共信号，到增加自己的摄像机，过渡到使用自己的信号。”
F1的要求是，场地里必须使用无线摄像机。无线摄像机不能录像，只能将信号传送到主控制中心，比赛场地不许ENG摄像机进去，是国际汽联的版权意识。张兴去澳大利亚考察，曾经租用澳大利亚的无线摄像机进入赛场。无线摄像机的好处是你可以自由游动，一个记者一个摄像能到处拍摄，而难点在于保证信号不中断。
张兴说：“搞电视是要投入装备的，中央台目前一台无线摄像机都没有，一方面是价格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机会使用。但F1在中国要搞8年，我们的总工程师也觉得2005年要买无线摄像机。这一次上海站比赛，我们只能用微波发射，在赛场内设微波接收站，用微波装备传过来。一个摄像机后面就要跟着一个微波工作人员。足球比赛不需要无线摄像机，但韩日世界杯出现了70倍的高倍摄像机，还有超级慢动作摄像机，这都要花钱的。”
F1和高尔夫咱们玩不转（2）
F1落户上海的头一次比赛，让张兴感到振奋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对较多的采访机会：“2002年我们的球队在韩国，我们的记者采访受尊重，我们是参赛国，你想采访对手他必须接受采访。1998年张斌他们去法国采访世界杯，最大感受是什么？采访不到什么人！老是采访曾在北京队的那个冈波斯，采访两次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不能再采访了，让人感觉中央台就能访他一个，别人都访不到！在上海F1，我们想采访谁都可以采访到，不管是舒马赫这样的车手，还是乔丹这样的车队老板，不管是车队经理托德还是他的新女朋友杨紫琼，蒙托亚发车前十几分钟还能跟你说几句，这说明国际汽联希望得到宣传。”
羽毛球转播
2002年5月中旬，汤尤杯世界羽毛球团体赛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举行，中央电视台负责转播工作。
现场有11个摄像机机位，1号机是主机位；2号机是辅助机位；3、4号机是拍摄双方运动员发球镜头，兼抓运动员表情和动作的；5号机是游动机位；6号机是20倍LDK…23高速摄像机，提供高速EVS硬盘慢动作；7号机是9倍松下AW…E600遥控微型摄像机提供俯视镜头；8号机是8倍广角镜头位于边线正中央提供网前争抢、发球失误的镜头；9、10号微型摄像机位于两端线；11号机提供全景镜头。
马国力当时对负责转播工作的程志明说，这次比赛的信号制作如果比较好，我可以拿着带子去国际奥委会电视委员会，争取羽毛球国际信号制作的任务。程志明说：“当时我没有把握，但转播结束之后，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技术人员、管理者对我们的信号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说，因为你们的出色工作，许多国家采用了转播信号，对羽毛球的推广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就初步具备了满足奥运会标准的信号制作水平。”
“我们的音响师在赛场上一共布置了15个话筒，比悉尼奥运会多了1倍，把一个小话筒放在网子边上，在场地两端放两个扁话筒，赛场上运动员在任何地方发出的声音都可以拾取到，羽毛球打击网子的声音能让观众清晰地听到。别看声音小，对观众的震撼很大，因为羽毛球得分或丢分就在于你的球过没过网，过没过网能确定你的胜负。裁判的声音、副裁判的声音、运动员在场地上脚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都能表现出运动员的节奏，如果只是一个空旷的环境声，大家肯定难以忍受。但对音频不是特别在意的人，也许体会不出15个话筒的美妙之处。”
1981年，程志明曾陪同美国一个摄影队拍摄专题片，美国摄影队中有编辑、记者、摄影、音响师与灯光师，分工细致，配合默契。程志明到中央电视台后发现“没有音响师跟着出去拍摄，这说明我们还不够专业。声音对体育比赛很重要，转播中的音频要受到重视。”
1980年普莱西德湖的冬奥会，程志明就曾到现场采访。20多年后，他参与到奥运比赛信号制作当中：“奥运会的转播标准并不是不能改变，在我们转播羽毛球之前，奥运会给羽毛球场地的机位设置是9个，孙伟导演根据他的经验提出增加到11个机位，增加的就是端线的两个微型摄像机，要让观众看清楚球有没有出界，这对观众来说很重要。AOB很快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们看了我们在天河转播汤尤杯的带子。在雅典，中央电视台对羽毛球转播的标准做出了提高——要11个机位而不是9个，那么北京奥运会就肯定要11个。”
AOB是“雅典奥林匹克转播公司（Athens Olympic Broad Casting）”的英文简称，相应的，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就是BOB。这个机构是电视行业中的“多国部队”，由国际奥委会、当地组委会聘请世界各地的电视工作者，共同完成奥运会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程志明和50余位体育频道工作人员在雅典奥运期间都是AOB的雇员，从AOB领取工资，程志明的头衔是“经理”。
2003年7月2日，雅典气温摄氏42度，AOB的培训课程开始。屋子里有空调，程经理还是汗流浃背：“场地主管是澳大利亚人，后勤主管是西班牙人和希腊人，IBC的指挥是斯洛文尼亚人，转播车是瑞典人提供的，大家讲的英语五花八门，还都是简称，我晕！从来没听过那些概念，比如切换员，他们就说是VM，我就听不明白什么叫VM，也没时间问，他们认为你来了你就是专家，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把羽毛球、乒乓球、现代五项这3个项目的规定与要求一条条念给我们听，当时就要你表态，yes或no。上午10点多的时候喝咖啡，我们的导演问我，有些东西我们真是没听懂呀，咱们答应了yes，到时候真不行可怎么办？我说我来不及翻译，有些地方我也听不明白，咱们先努力听明白，回去拿着工作手册再仔细研究。”
程经理等人在雅典呆了4天，培训是用幻灯的方式足足讲了两天，剩下的时间也没心情看风景，因为他们感受到奥运转播的严格要求：“他们一开始就问，你们的VM是导播人员干还是技术人员干，建议由技术人员做VM，亚洲许多电视台都是导播自己当切换员，这不符合奥运会的要求，工作上分工越简单越细致，就越能避免错误。奥运会让导演1变6，一个人干的活由6个人来干，过去导演要调字幕、调慢动作、跟场地协商，现在有了场地导演、切换员、字幕导播员、慢动作、助理导播5个岗位来分担他的工作。其实VM切换员是一个新的工种，好的切换员10多个机位根本不用看，像弹钢琴一样就能完成导演的指令。但国内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有人给我们的导演打电话说，千万不要把切换的台子让出去，那就没饭碗了。”
游泳是澳大利亚人的，田径是芬兰人的
1992年之前，哪个国家承办奥运会，哪个国家就承担制作比赛信号的工作。1936年从柏林开始试验的电视转播就如此，一直延续到莫斯科、汉城和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一些欧洲国家办奥运会时请别的国家来帮忙做电视直播，但都没有形成规模。有数据显示，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电视权转让费仅为4500万美元，而东道主电视台信号制作总费用高达5000万美元。
巴塞罗那奥运会首创“多国部队”模式，相应的信号制作标准也应运而生。1992年奥运会首次运用多个国家电视人员参与制作，从多个国家租用电视设备，征集电视管理人才，组成团队制作信号。这一模式的创始人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总工程师玛诺洛·罗梅罗。此人身高1。6米多，其貌不扬，据说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的工作狂。他在1992年以西班牙电视台为主要力量，请了许多欧洲电视台来帮忙转播奥运会。以前的奥运会比赛转播，既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数量，许多项目没人转。
而“奥林匹克转播公司”的模式，省钱省力省时间，安全可靠，能以最优惠的价格拿到设备和服务。公司按照商业规则运作。以雅典奥运会为例，许多体育场馆之外都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制作区，制作区内的帐篷就是全球招标，最后由一家中标国承建的。制作区内厨房多大、厕所多大、冰库多大都有相应的标准，有专门的后勤主管，而奥运会转播人员的整个餐饮服务都是一家美国公司承包的。
罗梅罗现在担任国际奥委会电视委员会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