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第一场球是我说的，最后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也是我说的，我告诉你，这是中国足球50年里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中国队再也进不了世界杯了，50年内。打土耳其，8分钟被打进两个球，我很平静。我没有幸灾乐祸，我是中国人，我要脸，但我心里有快感：这是你们应得的。They deserve it。世界杯输9个球的时候我也没有骂米卢，没有落井下石，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水平。但这让我超脱足球想得更多，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要遭中国人遭的罪，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我们不要求你进16强，只是想能经常出线，能参加世界杯，这是比较现实的期待。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比他们高比他们快比他们壮，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就是骨子里、脑袋里不行，精神层面上不适合踢球。这不是足球圈能承担的。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来看，中国人不配踢足球，我们和日本、韩国相比没有那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无私无畏为集体奉献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比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我们哪一头都不占。我们是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有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要上三五个人，可能还凑合。
“我希望中国足球赢，希望他们回回出线。足球火，关注的人才会多。不说中国队的比赛，我就会很随便，充满乐趣，我最大乐趣就是看球。我干这行就是赌一口气，原来我看球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说的不好，那我就自己说上了，这成了我的饭碗了。如果我离开这个行当，以后还要听别人说，还没我说得好，那不更受罪。从2001年9月7日那场比赛之后，我对足球解说的热情与态度发生了转变，我觉得我能更轻松地看待足球了，并且能把这种轻松与愉悦、这种享受足球的感觉传递给观众。我在转播中时常是带着微笑的，这样的变化一半是被动一半是主动的。在那场比赛之前，我把足球看成是我的生命，用我的心去对待；在那场比赛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的饭碗，我养家糊口的饭碗。这碗饭我吃得最好。但不要太痴了，不要变成程蝶衣，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说你好呀。金庸大师说过，人难免遭到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有不属于你的荣誉，也有求全责备，特别低级的人身攻击我不在意，但一些有文化有层次的人恶意去伤害你，那是很伤人的。我把心思收回来一些就无所谓了，这只是一个饭碗而已。那场比赛我有技术上掌握不好的地方，但语言流畅、用词考究，好像又high了一样。我要总结就是，中国足球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太拿它当回事，反而受到伤害，不拿它当回事，活得很安静幸福，没那么多烦恼，依旧做我的名牌主持人，大型比赛还是得由我来说。我变得年轻了，时尚了。我原来不怎么在意挣钱的事情，但2001年之后开始在意了。我要生活得更好。聪明人、好人总该比笨人、蠢人活得更好一些。”
体育解说是艺人行业（1）
1996年，黄健翔担负《世界体育报道》中“足球总汇”这个栏目，他后来在节目中说，对足球来说，这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太短了，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足球节目。这就是《足球之夜》的预告。
1999年黄健翔正式退出《足球之夜》，这里面有业务上的原因：“我1998年对张斌、建宏他们那种穷追猛打似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这样下去这口锅会毁掉的。不要把足球都说成黑的。《足球之夜》影响力逐渐衰竭，有足球热退潮的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创作力量上的问题，这个节目早该转型，应该下去拍记录片，像《体育人间》那样，不要老骂足球的表面现象，那是因果关系中的‘果’，要探究根本性的问题。”
除了担任解说，黄健翔参与的《三味聊斋》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2002年世界杯前期节目中的一个板块，很短寿，只播了两个月，但迅速走红。
黄健翔说：“其实在9月7日那场比赛之前我没兴趣做其他节目，我就想纯粹做足球解说，大家看比赛听我解说能成为一种习惯，不厌烦我，能说10年、20年，一直说到我退休。我不喜欢在镜头前说话，我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不要看到我的人。但在那场比赛之后，我转变了人生态度，说话的角度也不一样了，我能做到轻松愉快、让大家爱听，《三味聊斋》受欢迎，就是说话方式有所改变，有点儿像《锵锵三人行》。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阅历丰富了，2003年上半年我提出了一个节目方案，做一个体育的谈话节目，体育需要谈话节目，一周做一次，然后过渡到一周两次，周一和周五，但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其实多做一个节目更累，现在我周一到周五都休息，就周末上班，我也不需要多一个节目增加上镜率。
“我没什么抱怨，我很快乐。我和张斌都有点儿恃才傲物、得意洋洋的劲头。我做这行太轻松了，就是玩，也就是太顺了，前几年有点儿飘飘然，包括卡塔尔那场比赛，我看得太清楚了，有点儿得意忘形。赵忠祥老师说的对，干我们这行，不在于谁一次说的好，在于谁说得久。这是金科玉律。经历了2001年那些事，世界杯第一场比赛还得我说，我没什么可遗憾的。等我老了，我絮叨絮叨讲述这辈子说过的比赛，让个年轻人给我记录，出本回忆录。
“我要感谢马国力、张兴，感谢《足球之夜》创业时期的那帮兄弟。是马国力个人的宏图大业为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现在体育频道机构庞大、层次多了，一线节目人员很难和大领导直接沟通。许多人不理解，大赛都有你，平时不上班，多好呀，为什么还要多做节目呢？体育频道现在没有出现一个和《足球之夜》相媲美的品牌，现在是靠资源吃饭，我们手里有比赛，可我们的自办节目拿不出手，并不是没有人才没有能力呀！我们和中央二套相比，人家的创造能力发挥得好，不断推出新节目、新主持人，我们这里在发挥好主持人这方面做得很少，对主持人的使用原则模糊，大家对体育频道的印象是声音多、主持人多，但不突出。我们的戏份少，比如我完全可以做一个谈话性质的节目，奥运会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主持人做访谈。其实领导知道该用谁去打造新栏目，但有摆不平的问题，中国好多事情不是业务能力的问题。再看新闻频道，白岩松都是元老了，他们前面没有人压着他们。体育频道有历史遗留问题，马国力何尝不想像国外商业电视台那样运作，独立承包，一年上缴多少利润，完全按市场化规则来。但他也要在环境面前低头。
“这个环境就是让你在事业上不能尽全力，不能完全发挥你的作用。什么评奖、评职称，随便，咱们不指望那个，我的中级职称还是1998年世界杯之后领导赏我的，咱不指望他那个活着。我没有那么强的进取心，我对现在的体制不满意，但体育频道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健康地在发展。我们有许多比赛播不出去、没有时间重播，我们需要第2个频道，比如一个足球的专业频道。但体育频道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它的高峰期已经过了，从1995年到2000年奥运会，是它发展的高峰期，随后就是平稳期。2008年的奥运会是个挑战，体育频道有影响力的新栏目、有影响力的新主持人，都没有出来。我们的操作更规范、更专业，制度与运营更规范，但同时也失去了活力与冲劲。
“有个老牌美国体育记者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谋生方式。我特别赞同，体育能让你时常保持新鲜感，一场足球赛，老规则，但每一场比赛都不会一样，两个队踢10次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体育的文化含量也越来越高，不像以前被认为是个没文化的东西。但我觉得干我这一行其实就是做艺，和记者不完全一样。领导会认为你不是艺人，你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但我觉得我和艺人没什么不同。做体育解说都该有点儿半疯半颠的劲，哪怕你装出来，半疯半痴才能感染观众。为什么说这是艺人行业，因为这需要你有艺术感觉，需要你有感染力。你把自己的脸放在5套黄金时间放了一年半了，结果没人议论你，你就关在厕所里抽自己嘴巴去吧。做影视就是做艺，是需要点天分的，有的人扔在那里就出来，这不完全是受过教育就能干出来的，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有了做艺这样的认识，我的生活改变了，神采飞扬。在2001年之前我活得很老、穿得很土很傻，人也胖；现在我心态年轻，人也瘦了，时髦多了，像重新活过来一样，追究原因还是对卡塔尔那场球。我是为我自己的家人活着，不是为广大电视观众活着，因为广大电视观众包含的内容太复杂了，我担不起。
体育解说是艺人行业（2）
“这一行我可以做到70岁。但我觉得我该少说，我可以组织专家聊天，对比赛点评，但具体解说该让年轻人来干。我怕观众已经厌烦我，10年一直听一个人解说是个很危险的事，我现在感觉天天背后有狼在追赶，每一次解说都像拧螺丝，越拧越紧。艺人都要转型，为的是不要让人有厌倦重复的感觉。我尝试把解说弄得轻松，有幽默感，但这能撑几年呢？体育比赛解说是二度创作，要依靠比赛，我希望能开创一个新栏目，不完全依靠比赛。但如果没有这块新战场，我只能少说，免得大家对我厌倦，这是我的小聪明，一点点自私的想法。我不是演艺明星，我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我能体会出，光鲜表面背后的痛苦。这几年，不断有传闻说我要去凤凰卫视、去东方卫视，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不知道是有人盼着我走还是用这种方式为我打抱不平，随便好了。”
第十章 韩乔生：这些年他说了什么
韩乔生：这些年他说了什么
2002年夏天，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和布什会见时说：“我可以在5分12秒内跑完10公里。”这个速度意味着每小时117公里，几乎达到了北京机场高速路汽车行驶的最高限速。后来首相办公室澄清，这是一个口误，首相想说的是每天跑10公里，每公里用5分12秒。
中央电视台有一次解说马拉松：现在离终点还有5000米，如果王军霞能在10分钟内跑到终点，就能创下比赛历史中的最好成绩。别说王军霞了，你就是叫盖布雷西拉西亚来，他在10分钟内也跑不出5000米。世界纪录都要12分钟多呢。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1）
2004年奥运会之后，网络上又整理出一份“央视解说笑话集”，其中有开幕式上的“发明DNA”，有马术比赛中的“马不分公母，人不分男女”等等。有些是明显的口误，有些是专业性的错误，有些并不是错误，而是某种愚蠢。
这份笑话集里自然少不了韩老师的段落，比如：“第7道的是中国选手李洁，她是来自青岛的小伙子！”过了N秒之后，更正说：“哦，对不起，李洁是个姑娘，我们现在转播的是女子游泳的比赛。”
1997年，有好事者将解说员出的错误集中起来贴到网上，之后被人转载刊登在一本叫《摇滚乐》的杂志上，各种“口误”帖子随即在网上流传。当时人们的普遍态度是，中央台的解说不够专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以一种戏谑态度对待解说员的口误，一篇署名为“超现实的枕头”的文章分析了这种后现代现象——
商业化足球比赛作为一可阅读文本，韩大师做了最为颠覆的注脚。在他对足球的解读中，我们得到了阅读的快感，从而对沉闷的足球比赛有了更加愉悦的体验。在他那里打破比赛时裁判的权威，而重建守门员可以一声哨响结束比赛。“××队后卫严重犯规裁判将××队前锋罚下场”等阐释产生的布莱希特深度“间离效果”，得以让人对足球比赛产生重新辨识的冲动。还有“可能有的观众刚刚打开电梯，我们……”的后现代语境，共时性场面的一再出现“守门员将球回传给门将”，“18号传球给……进球的是18号……”等，至少体现了韩大师对传统足球做的隐蔽或公开的批判，这是韩大师对足球闹剧的一种保留意见。
在央视其他一些足球工作者纠缠的、拟真的、焦虑的、欲求的、软弱的解说话语中；你只是在为足球游戏的进行而备受折磨，你只是感觉到自己赤裸的上身需要一件曼联血红色的队衣。与之相比，尽管许多人说韩大师的解说是拘谨的、呆板的、幼稚的、乏味的、误读的、非专业的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对足球比赛的超越文本、颠覆等诸多特性。韩大师只是把央视其他足球工作者努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