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助手。如果马国力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那么刘玲玲的角色接近于总裁助理。当时台里有人开玩笑：“行啊马国，找秘书还要找个研究生。”而刘玲玲显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秘书，电视台的体制也和大公司等商业机构截然不同。体育中心是按编辑、记者来说事儿的，既然你还是编辑、记者，就要值新闻班，就要做片子出来。干到1997年，刘玲玲意识到，这样的体制让人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于是就想到国外留学，去系统地学习体育产业的知识。她很早就在《中国体育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英国利物浦的一所大学开设了全球第一个足球的MBA班，但真到那里去读书又是几年之后的事了。1998年亚运会，刘玲玲的任务不再是报道体操队，她担负与亚广联的联络工作，比赛期间，也是做与亚洲各电视台的协调工作。
2000年1月，刘玲玲收到英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年的悉尼奥运会，所谓“黄埔一期”的5个人聚首奥运会“记者村”的一个大食堂，喝酒聊天，感叹几年来的命运波折，也算是为刘玲玲即将赴英国念书送行。回到北京之后，刘玲玲再与黄健翔见面，问：“我要是不去英国了，你会怎么想？”黄健翔当初听说她要去念足球MBA就打击她，足球这混水你也敢趟？黄健翔也为刘玲玲跳出常轨而叫好，但又听她说不去了，多少有点儿哭笑不得。这次刘玲玲是要去北京奥申委工作。
刘玲玲说：“2000年奥运会完了之后，国际奥委会就取消了‘主播台’的概念。以往，一个城市举办奥运会，当地的电视台就顺理成章的是‘主播台’。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7台就是主播台，当然他们还要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电视台合作，共同完成奥运会公共信号的制作。我听说悉尼之后不再强调主播台的概念，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奥运会的主办权要给北京，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水平有限，不是‘主播台’，但我这个猜想是无从证实的。”
乌克兰饭店的713房间（1）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将决定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是否能成功。宁辛与代表团同一架飞机前往莫斯科。她说：“飞机上比较沉闷，没有人大声说话。”白岩松也在这架飞机上，他说：“让我去是为失败做准备的，台里开会讨论预案，万一失败怎么办？不要出现失败就说不出话的场面，到时候怎么圆场，考虑到我有比较多的直播经验，也许会比较镇定。其实2001年成与不成大家都会很平静，我们当时没有胜券在握的感觉。那两天我问何振梁先生，何老也说心里没底，这几天的变化会很微妙。”
到达莫斯科，入住乌克兰饭店，白岩松分到的房间号是713。他跟同伴说，这个房间好呀，成功之后都到我这屋里庆贺。
到北京奥申委工作之后，刘玲玲有机会看到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一些材料。当年，国际奥委会对悉尼的考察，17个体育场馆全部合格，北京合格的场馆数字为0。北京的奥运村是10多栋20多层高的大楼，奥委会考察团认为，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当时，北京认为高楼大厦是社会发达的标志，而悉尼的奥运村都是小平房，有些住房是临时搭建的，方便而经济。
1993年协助悉尼胜出的澳大利亚公关顾问彼得·菲利普2001年也为北京申奥效力，他在2000年至少有两个多月住在北京，每天花超过16小时帮助北京准备申奥的文件，同时不断在细节上给北京出谋献策，包括回应国际奥委会的评估、应付外国人质疑中国人吃狗肉和法轮功等问题。
北京申办奥运的策略是把政治与体育分开，但申奥代表团还携带了宣传品，力图向外人揭露法轮功的邪教本质。7月12日中午，北京代表团在莫斯科斯拉夫饭店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天早上，代表团雇用的俄罗斯翻译来跟刘玲玲报告：那些宣传品被一些人发现，拿走了几册。一方面宣传体育与政治无关，一方面又印制揭露法轮功的宣传品，这显然是申奥工作中一个小小的失误。刘玲玲一面竭力索回宣传小册子，一面迅速转移那些材料——搬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她担心外国记者会拿这个意外做文章。好在她担心的事没有出现。北京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是5个候选城市发布会中记者最多、气氛最热烈的。发布会开始前，就有几十名摄影记者冲到台上，拍摄北京的申办宣传品。
9月13日的莫斯科，早上起来是个大晴天，CCTV报道小组6点多就出发了。罗宏涛的单边采访点是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外面，负责报道周边环境、代表团进场的情况。张虹的采访点是在贸易中心大厅里。下午，正是北京团要开始陈述的时候，莫斯科忽然风雨大作。上次在蒙特卡洛，也是下了一场大雨，结果没成。这种不妙的心理暗示让罗宏涛、张虹等人颇为紧张。
结果宣布，北京时间晚上10点，全中国诸多城市都陷入了狂欢。罗宏涛心脏狂跳，稍微平静一下之后，她开始工作。第一个接受她采访的是奥申委的屠明德，外国记者问罗宏涛：我们也要采访他，他会说英语吗？屠明德就笑着用英语说：不，我只会说中文。晚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办宴会，罗宏涛等人继续在那里采访。回到中央台驻地，记者们一见面就互相拥抱。“人家告诉我说，马国力哭了。宣布结果那一刹那，周围的人都在鼓掌，马国力掩面而泣。最激动的应该是他，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马国力回忆说：“7月13日我在莫斯科，申办成功之后我确实比较激动。那时候有比较复杂的情绪，之前两年的改革并不是很顺利，体育频道虽然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了奥运会，对体育频道改革会是一个推进，当时我看到前面的路，但前面有一堵玻璃墙，需要外力推动才能进一步前进。从我个人的想法看，2008年如果办不成，那我这岁数就不可能做到2012年，我做了一辈子体育电视，希望在我离开之前有机会做一个大的。”
7月14日，台里的领导和马国力一起请大家吃饭。白岩松喝高了，一两的杯子，连喝了10多杯伏特加。他对体育频道的哥们说：“2008年拿下来了，从此就是你们牛逼了，一个人要管好多事，直接和奥运会对接了。”
他向台里的领导提建议：“体育频道的人工资不高，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体育频道广告好坏和他们没关系，原动力在哪里？他们很多都是靠爱好在做事，而不是一个多劳多得的机制在激励他们。体育频道应该用产业化的模式去包装运作。台里要体育频道挣钱，但记者们不会关心这个频道挣得多或少。世界杯、奥运会买下来就完了，内容为王，有了资源就有了一切，因此不注重运营，这是制约其发展的。”
喝高了就能放开说，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喝高：“张斌、黄健翔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拼搏，要出色；但成功之后，下一步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中央台那么多电视栏目，从默默无名到红火起来，再到衰退期，就几年的工夫？我们之所以没有持续的动力，就是因为中央台没有给予动力的模式。但体育频道是最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这帮人喜欢体育，但全凭爱好工作能持续多长时间？没有模式，过一段就疲了，就没有激情了，大家60分就得了，不会去追求95分。体育节目的质量要提高，就要从体制上入手。”
乌克兰饭店的713房间（2）
喝高了之后，白岩松就被架出去睡觉了。2004年奥运会之后，他有机会再次阐述他的想法：“我们买下奥运会报道权，那是3000多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做了1400多小时，还有1500多个小时是看不见的。阿根廷队参加的足球小组赛你看到了吗？体育频道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再进行一次开发，或者大力开发收费频道。2004年我们提供了乒乓球、羽毛球、现代五项这3个项目的信号制作，2008年怎么也得来7到8个才不愧为主办国吧？到时候，中央电视台起码要有4个频道来转播奥运会，这需要大批的人才，这是电视行业一个裂变的开始。
“东方时空是1993年开播，人家是1995年有了体育频道。10年前，那可以说是电视改革的第一次浪潮，我们当年一直梦想要有新闻频道，但觉得那是遥远的事。体育频道是CCTV第一个专业化频道，到现在10年了，它应该成为下一个第一，为下一个10年做准备。电视台机制太落后了，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应该让体育频道进入产业化模式，首先能把资源投入市场进行再一次的利益分配。3000多小时，剩下的你可以卖呀！体育频道要玩命经营，而相应的，要和回报有关系。卖广告卖3亿，每人的奖金3000块；4亿就是4000块。这样战斗力就会上来，资源就会盘活。”
2001年9月，刘玲玲到英国读足球MBA。英超的发展离不开电视，而中央台与甲A联赛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她想了解天空电视台是怎么做的，从电视入手了解体育产业。那年12月，她给国际足联发简历寻找实习机会。2002年世界杯，她是国际足联的新闻官，负责中国队的一些新闻事务。
读书归来，刘玲玲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2003年女足世界杯，她还是国际足联的雇员，在华盛顿赛区负责场馆新闻工作。2004年，她为巴黎申办2012年奥运会工作。2005年申办揭晓的国际奥委会会议是在新加坡举行，所以巴黎很在意他们在亚洲的形象，巴黎奥申委就雇了刘玲玲做顾问。
“2003年女足世界杯，美国的场馆有长期的志愿者在那里工作，他们是学新闻、学体育的学生，只用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胜任。2004年亚洲杯，我也培训了咱们的志愿人员，太难了。亚洲杯开幕式，电视转播要延时，结果球迷起哄，惹得维拉潘很不高兴。这是我们的场馆没有经验。电视转播延时，场馆里可以有一路信号直接接到大屏幕上去。场馆运营和电视台是两回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我们酿成的影响很坏，国际足联也来询问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这是女足世界杯的开幕式呢？如果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呢？
“离开中央台已经几年了，但我还觉得自己是电视台的人。与国际上一些先进电视台相比较，我愿意想，如果CCTV能这样就好了。国内有些频道已经按照公司化来运营，有销售部门、推广部门、节目制作部门。而中央台并非如此。我们的观众还是看的太少了，如果看得多了，胃口就会提高，大家就会意识到你提供给我的东西还可以更好。”
第二章 《体育新闻》：不可摆脱的未来
《体育新闻》：不可摆脱的未来
1995年1月1日中午12点，马国力和岑传理、冯一平站在中央电视台3楼播出机房，和几个同事一起看着体育频道的片头飞了出去，他这样记录：“那感觉就像是看着我的儿子来到人世，只是又觉得这个降生仪式显得过于冷清，只好叫来了自己可以指挥的记者，拍上一条新闻以壮行色。”他说体育频道的建立“实现了一个夙愿，给我自己走过的路立下了一块碑”，“而它将既是一个成功的纪念，又是一种不可摆脱的未来”。
1995年11月30日，纽约希尔顿酒店，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举办“名人堂颁奖宴会”，获奖者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播音员，他是宋世雄。老宋19岁开始从事体育广播事业，到那一年已经工作了36个春秋。他又干了5年，才从中央台退休。
2005年，CCTV体育频道筹划庆祝开播10周年，一位已经离开中央台的体育记者说：“体育频道应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样能显出自己的历史感。但营造一种历史感，不该只是庆祝一下10周年，比如老宋，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播音员，不管有什么细节上的问题，都该是中央台体育节目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他退休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片子感谢他。”
韩老师有7件西装吗？
1978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体育之窗》栏目。这一年他们播出了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当年，日立、三洋等12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在500元人民币以上，有电视机的家庭简直就是“大款”。许多孩子都是挤在邻居家屋子里看到阿根廷球星肯佩斯和荷兰球星伦森布林克的。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体育转播的影响力得到第一次释放。
1982年世界杯，中央台派出宋世雄等4人去香港。那一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派转播小组赴西班牙，卫星信号发回香港，再由香港向亚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传送。老宋等人的任务是收看比赛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