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事。”
2007：第二个CCTV体育频道诞生（1）
1997年第一届春兰杯，中国围棋那一阵成绩不好，中央台也没有转播，但最终中国选手拿了世界冠军。《体育报》发表文章责难——难道为了20万的转播费就不让观众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那时候，人们正逐渐习惯在中央台看到尽可能多的比赛，但随着体育节目的增多、互相撞车的情况发生，一个体育频道似乎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了。
2004年6月13日凌晨，CCTV5为转播F1加拿大站的排位赛，而延播了欧锦赛第2场——西班牙VS俄罗斯。而2004年5月，他们也没有播出汤尤杯和男排奥运落选赛。这一届的汤尤杯转播权是内地地方台向ESPN购买的。
各地方台转播汤尤杯时，央视体育频道同期主要的赛事转播是2004年BMW亚洲高尔夫公开赛和2004男子职业网球大师系列赛。《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对各个赛事的转播密度看，央视正越来越多地倾向转播高尔夫、网球、F1等针对精英收视群的比赛。甚至有球迷认为，CCTV5正在成为精英体育频道。
“以前国家有个规定，凡是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比赛的版权，中央台优先买，除非他不要，你才能买。”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主任周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方钢说：“情况越来越不这样，现在没有这种死条款来卡着了。”
对于央视在转播时放弃欧锦赛而选择F1的做法，ESPN中国首席代表甘达维表示：“ESPN可能会在两个平台分别播。生意是需要有很特别的考虑，伯尼·埃克莱斯（F1的老板）在签合同时可能要求不管有什么冲突你都要播；央视F1节目转播赞助商肯定也这么要求了，所以央视可能没有很多的选择余地。”
中央电视台是否不满足于只有一个体育频道？两套数字电视节目能否让体育频道进一步扩张和发展？马国力说：“体育频道从2001年就开始做数字付费频道，当时我们就想再有一个开路频道，但做不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数字电视上。做了三四年，我发现数字电视有很大问题，主要是在政策上。广电总局一方面在推广数字电视，另一方面，2005年有广播电视卫星上天，新增加了40多个卫星频道。如果在北京地区多40个卫星频道可以看，观众会看什么呢？每个省多一个频道，他们会做什么呢？绝不可能再做一个关于本省的综合频道。一定会细分，钓鱼呀、时装呀，而这样的细分会侵占现在数字电视的内容。这些频道通过有线网就能播出，你家里再多30到40个专业的、窄众的频道，那谁还非要选择数字电视呢？又不比人家多什么。数字电视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现在北京地区不过3万到4万用户，我们不可能把重要赛事放到那里去播出。从盈利模式上来说，3万4万用户是赚不回钱来的，数字付费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让观众接受。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电视体育市场，其中ESPN占有6000多万户，他们还有ESPN2和ESPN经典，另一家全国性的体育电视网是TNT。中央台从2007年开始会有另一个体育频道，我和台里商量过，到时候很可能就叫‘奥林匹克频道’。”
多年前，马国力说过，我们头上的天空快被外国电视频道占满了，我们的电视台有可能沦为人家的转播台。10余年过去，CCTV5逐渐做大。“体育频道目前确实感觉不到竞争的危机，一是由于政策保护，国外电视网不能大规模进入；另一方面，国外电视网也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很明确的策略，他们已经满足于老模式——向地方台卖一些节目，搭配一些广告，并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认真对待的市场。这给我们很大空间。现在CCTV5已经形成独大的局面，外国人再来竞争，一是要更大的投入，二是要更加本土化，这两点其实正是ESPN等网络的弱项。英超是他们孤注一掷，如果他们不拿到英超，他们在国内的落地就会淡出，他们没有别的资源。英超他可以一笔重金砸下去，但在每个项目上你能不能都这样做？亚运会、奥运会你做不到。跨国公司的节目覆盖面比较大，但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他很难本土化。中国是个大国，有大国的尊严，对节目本土化的要求会更强，认同感更强。小一点的国家没关系，他看惯了泛国家的体育节目。跨国公司要办出中国观众爱看的节目，恐怕要更多的中国特色的东西，比赛、消息、包装，这对他们是短处，而这样做又会失去马来西亚、泰国的观众，ESPN又不可能专为泰国观众制作节目，这是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政策容许，他们也许会考虑和中央台合作建立更多的频道。利用中央台的力量，把他的节目本土化，或许他们也会利用一个强大的地方台来做。这在未来都有可能，但从目前来讲，我这里感受不到太多竞争的危机。10多年前，我以为竞争会非常厉害，对手会非常强大，现在来看竞争压力比我想象的要小了很多。”
2007：第二个CCTV体育频道诞生（2）
2004年2月2日上午，中央台转播超级碗美国橄榄球决赛，这又是一个送上门来的资源。以往人们偶尔能从ESPN的节目中看到橄榄球比赛，这一次，NFL联盟将精彩的比赛送货上门，除决赛外还有4期特别节目，马国力说：“超级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橄榄球，那边急于推广，我们一分钱不花，还有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决赛是在白天，不耽误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样好的资源，如果没有出转播事故，中央台一定会接着做。”马国力所说的转播事故是指中场休息时，外国电视台制作的片花中有政治敏感镜头，这个镜头导致中场演出转播被取消，我们没机会看到珍尼·杰克逊“露乳”，没看到U2乐队的演出，而2005年的超级碗也挪到上海东方台播出。
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麦金托什个人电脑”，选择在超级碗决赛时推出广告，这促成了“超级碗广告”概念。超级碗决赛当天，可以说是美国的另一个“国庆日”，当晚的转播就像咱们的春节晚会一样万人空巷，决赛当晚一条30秒的广告，价格在200万美元左右。高水平的比赛、优秀的直播与制作、发达的商业，使得超级碗成为体育电视中的巅峰之作。
附录 脚印
附录 脚印
体育频道10年了。在这个快餐时代，10年恍如隔世，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还有多少人记得体育频道这过去10年的历史？所以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写这篇东西，写了它给谁看？
然而我却是无法忘记的，我记得这10年来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一个细节。每每回头看看就像在数自己的脚印。
而且这些脚印够大够深，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982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员工9人，每周节目总量15分钟；199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当时员工27人，每天首播节目4小时；2003年：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下辖4个部，400多人，每天首播节目14小时。
1995年：体育频道只在北京地区播出，全年广告收入450万元；2003年：体育频道全国平均覆盖率达到60％，代表着7。3亿人；广告收入4。4亿元，2004年则超过10亿元。
这些数字是我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写出来的，我相信和我一起书写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些由自己创造的历史，一些伴着体育频道长大变老的观众也希望在体育频道10周年之际，听听我这个“道长”的纪念。恐怕不能不写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了。
第一章：我自己（1）
我1969年当兵，1989年开始主管体育部。我很在意从事的这份工作，可能这与我的出身有关。
我的老家是距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无极县。我第一次出北京的旅程就是回老家。
提起河北省无极县，许多在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那部电视专题片《无极之路》，记得那里边的县委书记刘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从节目中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式的“七品”官。节目播出不久，虽然他没有回家种红薯，却也不再是无极县的父母官了，或许是那名害了他，不过无极县的不少百姓还在念叨他在时的一些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回过3次老家，第1次是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印象。第3次是1995年，回来以后再去卡拉OK的时候，我只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并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好，我只是被里边的一句歌词感动：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往日的歌谣。我的故乡和我第2次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土坯房变成了砖房，但整个住宅里的家产按照北京的标准，全加起来也卖不出200块钱。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知足，那种神态我在第2次回老家时就深有体会了。
那是1967年。那时候城乡差距不像今天这么巨大，起码在我家是这样。父母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20多元，养活两个老人和3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奢侈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家的情景应该属于中等水平，除了高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普通民众中受到冲击不排除群众的嫉妒情绪）和独生子女家庭（如凤毛麟角）之外大都如此，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治安好之外，大概还因为没什么好偷的。
1967年春节前，父亲让我一个到北京“串联”的堂哥把我领回了老家。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得走30里地才能到达我的老家西宋村。那是第一次长途跋涉，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堂哥只比我大两岁，当然不能背着我走。当走到中途一个姨家还是舅舅家时，只记得累得说不出话，直到一碗挂面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
大概由于这碗挂面，老家在我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吃。挂面是我的第一餐，比北京的黑得多，是村里人自己晒的，由于风沙的缘故，还有些牙碜。酱油在老家是奢侈品，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玩艺，但香油和鸡蛋是土产。我就任凭牙齿嘎吱嘎吱地响着，吞下了放了三个鸡蛋、一大滴香油的一碗挂面。
第二天在大伯家吃饺子，老家的人们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父母这两直系里边只有我们家进了城，因此是贵客，所以我的堂兄妹也跟着我打牙祭。但是他们与我吃的不一样。我吃的是白面包的肉馅的，他们吃的是棒子面包的白菜疙瘩馅的。第一口下去我差一点吐出来，虽然当时在北京吃肉也不多，但没尝过这种味道。一问才知道老家一年只杀两次猪，一次在八月十五，另一次在春节前。我回去的时候距离春节还有二十来天，春节的猪还在圈里养着，伯母从井里取出从八月十五就存放的肉来款待我。为什么从井里拿肉？农村里没有冰箱，中秋节杀的猪舍不得吃，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生猪肉。虽然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再吃的肉你说会是什么味道？但那时我已经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愿伤伯母的心，所以我抢着吃棒子面的，堂兄妹们还以为我懂事。
农村的这些人们，当我懂事以后知道他们其实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年复一年的劳作后只有春节的这几天是他们可以尽情娱乐的日子，所以虽然一切简单、贫困，却欢乐、温暖。他们的要求并不高，过年有头猪可杀足矣。他们知道自己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吗？恐怕只有在交公粮的时候才想起来，国家却不能只在收公粮的时候才想起他们。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为我的今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迹，1990年亚运会之前我对全部同事讲：中国人的收入不高，一台彩色电视机要一个中等家庭攒一年，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当时我脑子中浮现出的就是1967年时在老家的所见所闻。
做了10多年电视，走到哪里都免不了先看电视。1995年回老家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爸爸早就想带我这个已经有了点名气的儿子回故里炫耀一番。无耐我总腾不出时间，直到那年的国庆节。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欠了父亲许多，所以当他提出回老家看看时，我一口就答应了。谁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尽孝道。
从北京开车到无极才用了3个小时，但是我的感觉却像倒退了20年。坐在村子里的土炕上，端着盛满了白酒的花边粗碗，啃着刚出锅的玉米棒子，城里人听起来似乎很舒坦。但是看着桌子上北京人70年代初吃的带色儿的粉肠，看着糊着过期报纸的四壁，看着我的堂兄妹们知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儿时感受到的那种浪漫。电视机倒是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过最好的�